“中國模式”的由來
實際上，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外學者已經開始關注新中國發展道路問題，其中就包含了對“中國模式”的初步探討。2004年5月，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美國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的一份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獨立自主摸索出了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北京共識”的提出，無疑是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一種回應，同時雷默把“北京共識”的重點放在了與“華盛頓共識”的反沖功能上，但這一點沒有得到國內學界的認同。所以，“北京共識”在國內的影響也遠遠不如國外，國內學者很快用“中國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識”。
當前，國內外輿論對“中國模式”或中國發展道路特別關注的主要原因，一是東歐劇變后，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的重新審視。東歐劇變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發展態勢先后拋出“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繼而引起全球性的爭論。而中國歷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還能保持比較穩定和較快的發展，使得這些言論不攻自破。二是中國在應對汶川特大震災和舉辦北京奧運會上展現出的“舉國體制”，讓全球對中國政治體制刮目相看。長期以來，針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顯著成就，國際輿論界一種有代表性的聲音認為，中國經濟奇跡的背后是陳舊落后的政治體制，一黨執政的格局不改變，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沒有保障。然而，面對無論是“神舟”系列航天飛船的太空空間活動，還是2008年成功應對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災害，顯示出的中國“舉國體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國際上懷疑、批評乃至否定中國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聲音明顯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和贊揚。三是以“華盛頓共識”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造成重災區和“中國奇跡”的出現所形成的鮮明對比，使得人們更加關注“中國模式”。“華盛頓共識”主張私有化、自由化的經濟發展道路，結果在東歐、拉美和亞洲造成了三個重災區。特別是隨著這次華爾街金融風暴肆虐全球，人們在深刻反思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同時，不由得把目光紛紛投向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中國。事實上，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30年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奇跡”。據世界銀行統計，過去25年來全球脫貧所取得的成就中，約67%的成就應歸功于中國。中國的發展，不僅使中國人民穩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而且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正反兩方面的比較，使得國際社會不得不進行冷靜反思，開始認真探究中國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所包含的豐富意蘊。
從理論上看，“中國模式”為我們架起了一個同西方對話的橋梁。“中國模式”在國外逐漸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另一種稱謂，成為西方學者對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解讀。我們讓世界理解中國，就要學會用別人的語言邏輯解釋自己的事情，從別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營養。因此，在國際交往中，我們應用“中國模式”與別國對話，同時始終要把“中國模式”的闡釋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實上，這種模式明顯地有別于所有其他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蘇聯模式，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模式也有很大區別。“中國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獨創，體現了當代中國人的智慧，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和鮮明時代精神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自身執政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總結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吸收人類文明成果和先進管理經驗的基礎上，開辟的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這個模式，對我們這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多民族發展中大國來說是最適合的，同時它增強和豐富了發展的活力和多樣性，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中國模式”的特點
所謂“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制度和理念。“中國模式”，在理論上有其鮮明的特點：
(一)堅持走自己的路。鄧小平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第一次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頁)。“走自己的路”，是一個內含著深刻歷史辯證法的命題，它強調了歷史主體的主動性、選擇性和能動性。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走不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照抄照搬人家的一套，走人家的路，它就喪失了歷史主體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模式，既不同于蘇聯模式，也不同于其他類型的社會主義模式，更不是西方勢力所期望的資本主義模式，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回首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不同尋常的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模式”。
(二)堅持實踐出真知。實踐性，是“中國模式”區別于其他模式的一個鮮明特征。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都將我們黨在領導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實踐經驗，也即“中國模式”，概括為“十個結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這“十個結合”，充分說明了“中國模式”具有的實踐品格，表明我們黨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創新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三)堅持改革創新。“中國模式”，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不斷進行新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概括，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學說，體現了我黨非凡的創造能力和強大的活力，充滿了濃郁的時代氣息，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其一，準確把握發展這個時代主題。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等論斷，把中國的發展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緊密聯系在一起，把中國的發展進步與世界的發展進步聯系在一起，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使“中國模式”進入了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其二，緊緊抓住了改革開放這個時代精神。解放思想、求真務實、銳意改革、開拓創新，這既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高度概括，也是人們精神狀態的深刻反映。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要繼續開拓“中國模式”的新局面，根本動力仍是改革創新。列寧曾經說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全集》第2卷第150頁)“中國模式”，正是比我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四)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也是“中國模式”的價值目標。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他們在實踐中創造了許多新事物、新經驗，這正是“中國模式”得以形成的現實基礎。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確立的每一個重大戰略思想，每一個重大理論觀點，每一項重大戰略部署，無不與激發社會各階層、各領域的創造活力密切相關，而這些舉措的成功，又無一不是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和創造才能充分發揮的結果。“中國模式”是凸顯人文關懷、飽含民生情結和執政為民理念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普遍幸福的社會主義模式。
(五)堅持民族特色。“中國模式”立足于中國實際，扎根于民族沃土，與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要求有機結合，并深深熔鑄在整個民族的創造活力之中，充分顯示了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同時也要看到，“中國模式”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情況下，我們黨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向世界昭示，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沒有過時，科學社會主義仍然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最先進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仍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這也深刻說明了“中國模式”與世界文明成果之間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統一的、共生共興的關系。
(六)堅持對外開放。開放性是“中國模式”的本質要求，沒有開放性，就會因缺少新思想、新見解、新要求而喪失生機和活力。“中國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就是一個向豐富多彩的實踐開放、向日新月異的科學開放、向深刻變化的世界開放的動態過程。這個模式絕不拒絕而且還要繼續汲取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著眼于世界文明發展的前沿，站在文化發展的戰略制高點上，在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中學習借鑒不同文化的有益成果，吸納百家之長，內不失自己固有的血脈，外能適應世界浩蕩之潮流，使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不斷達到新境界，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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