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項國家承諾，《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出臺，表明了中國政府深入推進人權事業的決心與信心
本刊記者/王維博
繼把“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之后，中國政府開始制定具體的實施措施和目標。4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以下簡稱《計劃》)，作為一種國家承諾，指出了未來兩年人權保障的線路圖。
線路圖的背后，不僅折射中國社會主流人權觀的改變，由“批駁”轉變為“行動”的人權外交策略似乎亦隱約可見。
《計劃》映照的現實
除了綱領性的原則之外，《計劃》關于人權保障具體目標和措施備受關注。
4月13日公布的這項人權行動計劃全文約22000字，除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障，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權利保障，特別提到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保障。《計劃》明確提出“嚴防對被羈押者實施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侮辱等行為的發生，所有提訊室實施強制物理隔離；建立并推廣提訊前后對被羈押者進行體檢的制度”。
這一天，對云南青年李蕎明來說，來得有些遲。2月12日，李在看守所被牢頭獄霸毆打致死。
“被羈押者的權利因公權缺位而遭遇侵害。”中國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楠來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作為保障人權的具體要求，《計劃》的內容更具針對性。
《計劃》指出，“采取有效措施，嚴防對被羈押者實施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侮辱等行為的發生”；“中國將加大執法監察、廉政監察和效能監察力度，進一步完善特約監察員制度，加強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探索、試行特約監督員制度，對法院及檢察機關進行監督”。
在多次參與人權白皮書策劃準備工作的劉楠來看來，這些針對性章節映照的是中國社會的嚴峻現實，正因為各地監獄、看守所里連續上演“躲貓貓”之類的惡性事件，才有了“保障被羈押者權利與人道待遇”的承諾。
人權路線圖
與李蕎明事件不同，另一起公民死亡事件見證了中國人權保障走過的道路。
2003年3月17日，27歲的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在廣州的街頭被收容，60小時后他死在了廣州市衛生局主管的收容人員救治站中。孫志剛之死影響深遠，他死后三個月，18名涉案者被認定有罪，23名政府官員受到處分，施行20多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
孫志剛事件的第二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憲法，隨后，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決定，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2006年3月，“尊重和保障人權，促進人權事業的全面發展”被寫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
由“人權”入憲，進而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最后到專門的行動計劃，中國人權保障路線圖的背后，折射著人權觀的改變。
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第一個人權白皮書起草人之一董云虎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由于過去在政治上法律上不使用‘人權’概念，客觀上也帶來一些不良后果：對內造成了尊重和保障人權意識的淡漠，并在實踐中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侵犯人權事件的發生；對外把‘人權’這面旗幟拱手讓給了西方，等于自動放棄了道德制高點。”
從上世紀80年代，人權概念開始重提，“早在1989年，針對西方指責，江澤民就提出，要從思想上解決‘如何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待民主、自由、人權問題’”。董云虎說，在這種背景下，他開始系統研究人權問題，于1990年出版人權著作《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率先打破人權理論研究禁區。
此后，針對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的指責，中國政府自1991年開始，每年發布人權狀況白皮書，從政治上確立了人權的概念。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開，將“人權”概念寫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主題報告，使人權成為中共領導國家建設的主題。2004年，“人權”再次由政治概念轉化為法律概念，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確立為國家根本大法的一項原則。
“人權觀改變的意義在于使政府官員開始以人權為視角統籌工作，這在人權保障上更進了一步。”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科研處處長柳華文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相對具體的行動目標而言，更難實現的是觀念的改變。
作為國內較早開始研究人權理論的學者之一，柳華文2008年參與了第一份人權行動計劃的制定，而此時，距中國發布第一份人權白皮書已過去17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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