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與思想戰線的撥亂反正相聯系，在軍事領域，小平同志始終關注著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新變化，十分重視“抓戰略”。
1979年11月，軍委一位領導找我談話，說小平同志工作太忙，將不再兼任總參謀長，考慮到我曾擔任過第三野戰軍參謀長和新中國建立之初的軍委作戰部長，準備調我到總參工作。翌年1月11日，我被任命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4月任總參黨委副書記。
這時，國家改革開放初見成效，國際聯合反霸統一戰線不斷鞏固和發展，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爭奪日益加劇，蘇聯繼續在我北方邊境陳兵百萬，并大規模入侵阿富汗，嚴重威脅世界和平和我國安全。有鑒于此，小平同志把“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作為80年代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中央軍委專門成立了戰略委員會，由徐向前元帥任主任，我是成員之一。
我到總參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協助楊得志總長籌劃軍事戰略方針調整、籌辦全軍高級干部戰略問題研究班，亦稱“801會議”。
此前，我們的戰略方針被概括為“積極防御，誘敵深入”8個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少高級干部思想得以解放，對“誘敵深入”提出異議，特別是軍事科學院的粟裕和宋時輪同志專門向軍委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見的建議。總參的主要領導同志楊得志、楊勇和我都認為，戰略方針確有調整的必要。我傾向于去掉“誘敵深入”，只用“積極防御”。鑒于事關重大，在聽取戰略委員會成員意見后，我們分別向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3位元帥和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得到他們的認同。
1980年10月15日，小平同志在“801會議”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表示：“我贊成‘積極防御’4個字。”會議確定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研究了戰爭初期的作戰樣式，實現了我軍軍事戰略的重大創新。
為了拓展“801會議”成果，軍委決定于1981年秋在華北地區舉行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對全軍高級干部進行一次戰役集訓，重點研究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戰的組織與實施，被冠之以“802會議”。我是具體組織者之一。
1981年3月初，我受楊總長指派，召集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和副司令員馬衛華，研究草擬了大、中、小三種規模的方案。3月10日，楊總長和我向小平同志當面匯報，小平同志當即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并著重強調：要搞合成軍，有地面部隊、有空軍協同；部隊閱兵式、分列式好久沒有搞了，適當的時候要搞一次閱兵；總參要抓緊，這筆錢還是要花，要把軍隊的氣鼓一下，把軍隊訓練得像個樣子。軍委隨即批準成立“802會議”領導小組，得志任組長，楊勇、秦基偉和我任副組長。
小平同志在6月底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這是黨心軍心所向、眾望所歸，更促使我們全力做好演習準備。
8月中旬，我再次到現場檢查演習和閱兵準備，組織部隊進行了預演。此時，總參受領了為小平同志準備講話稿的任務。我聯想到32年前第一次根據小平同志指示，起草“渡江戰役綱要”時的情景，覺得寫好講稿的關鍵是深刻領會小平同志的一貫思想，充分體現他高屋建瓴、“舉重若輕”的特有風格。于是，我提議從明確新時期軍隊使命與任務入手，以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為主題，做好軍隊各方面工作，加速國防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思路。稿子擬就，不足千字，簡潔明了，小平同志很滿意。
8月27日，三總部和各大單位主要領導集中參加戰役集訓。9月12日開始，在張家口以北地區進行實兵演習，由北京軍區和空軍模擬演練敵軍集群坦克進攻、空降反空降、陸軍師堅固陣地防御和戰役預備隊反突擊共四個課題。演習規模之大，參觀人數之多，組織之嚴密都是空前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同觀摩的人群一道為近似實戰的精彩演習熱烈鼓掌。
9月19日上午，隆重舉行了閱兵式。小平同志閱兵后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這次演習和閱兵。他向全軍發出“必須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的號召，從而明確了新時期軍隊建設的總目標，繪就了軍隊建設改革的嶄新藍圖。
為了實現新時期軍隊建設總目標，總參在繼續抓好全軍軍事訓練、院校教育的同時，對全面加強全軍各級司令部建設采取了新的舉措。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勝利召開，黨中央和小平同志對軍隊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據此，我提議召開一次全軍參謀長會議，共謀開創軍事工作新局面之大計。得到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老帥的贊同和軍委楊尚昆副主席的批準。1982年12月18日至翌年1月3日，全軍參謀長會議在北京召開。我代表總參黨委在會上作了報告，提出了1983年的軍事工作任務和開創軍事工作新局面的設想，明確了1990年前或稍長一個時段，在干部隊伍建設、武器裝備發展、快速反應能力、軍事學術研究、自動化指揮網構建和提高正規化水平等6個方面的具體目標。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響應。一些同志說，這次會議，“以會代訓”，成為全軍開創軍事工作新局面的一個起點。
部隊“消腫”，精簡整編是我軍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總參始終抓住這件大事不放。1980年3月，中央軍委召開軍委常委擴大會議，集中討論軍隊精簡整編問題。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存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軍隊很臃腫。”“減少軍隊人員，把省下來的錢用于更新裝備，這是我們的方針。”會后，我直接參與了軍隊精簡整編和體制改革領導工作。具體由何正文副總長分管。第一階段主要是減少人員。1982年，轉入改革高層領導體制。一個重大舉措，是將原軍委炮兵、裝甲兵、工程兵機關縮編、降格，合并到總參，改為業務部門。由于此舉涉及面寬，政策性強，楊總長提議，三總部組織聯合工作組，由我牽頭，負責3個兵種整編的具體工作。我們多次與3個兵種的領導同志談心，并召集機關干部座談，共商改編后的任務、編制體制設置、領導班子配備和超編干部管理等問題。4月19日，形成了《關于炮兵、裝甲兵、工程兵改為總參業務部后的任務、編制問題》的報告，經軍委批準后，于8月16日正式頒布命令：從9月1日起，軍委炮兵、裝甲兵、工程兵機關分別改為總參謀部炮兵部、裝甲兵部、工程兵部，同時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的兵種領導機構。
軍隊精簡整編第二階段的任務在1983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接著，我又參與研究深化軍隊體制編制改革問題，至1985年初，形成了《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為新時期的百萬大裁軍做了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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