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開始質疑這種對摩天大樓競爭
-檢視
誰的競逐誰的隱憂
透過越來越密集的城市景觀,如果我們足夠警惕,會發現一些特別的身影。
美國SOM建筑設計事務所,超高層建筑設計領域的大腕,正在中國不斷抬高自己的身價。
過去的十年里,SOM承接的中國項目占其全球項目的比重由1%陡增至30%。因此,俯視中國版圖上的摩天大樓,端詳這些“城市名片”,總能發現SOM的“水印”。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97年—2007年大陸第一高樓記錄的保持者———上海金茂大廈。
大樓大生意。
摩天高樓總是處于被檢視的命運,但高樓總是源源不斷地矗立在城市的天際,一錘定音者則是商業社會的價值法則和城市野心的雙重驅動力。
開發商成為這套價值法則的堅定踐行者。商業價值的誘惑、對高售價、高租金回報的期望,直接促成了他們的原始動力。據了解,地標建筑往往會得到高出同一地區其他項目20%至30%的租金和售價,更會帶動項目中的其他業態的升值。
開發商之外,各地的“城市運營者”———政府官員理所當然地擔綱了實踐城市野心的重任,長官意志和政績觀念下,為城市“增光添彩”、代表了城市經濟實力者除了高樓,似乎別無其他,“用高度說話”成為了建樓的首要標準。
但更多的專家開始質疑這種對摩天大樓的競爭。他們用了一個專業術語:“高度癡迷癥”,浪漫,但透出著苦楚。在他們看來,高樓之爭也被概括成“陳舊的時尚”。
在此評價之下,有關摩天大樓的種種弊病被集中起來進行“暴曬”:巨大的投資、高額的運營管理成本、高于普通建筑的危險系數、難于維系的生態與環保等。
成本。當然也是大生意的一部分。由于抗震、防火等需要,超高建筑一般全部使用鋼結構,建造成本往往是一般的磚混結構和框架結構建筑的數倍,再加上維護費用,代價驚人。
以金茂大廈為例,這座420米高的建筑,總投資50億,每平方米造價達2萬元,每天開門的維護費用就高達100萬元人民幣。而據專家測算,3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其象征意義遠遠大于其在功能上的需求和經濟效益的平衡。
因為高昂的成本和運營費用,殊途同歸的凄婉故事一次次上演。
2007年底,原“中原第一高樓”———鄭州裕達國貿以2.73億出讓竟無人問津；更早以前,佛山市52層高的“國際商業中心”建設中途資金告罄,6年后拍賣時,標價2億元都無人注目；因虧損拍賣,評估價值26億元的廣東國際大廈起拍價16億元竟無人應聲,而更多的高樓要么在建設途中成為“爛尾”,要么在大規模閑置和低出租率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安全。對于超高建筑來說,突發事件造成的“殺傷力”遠遠高于一般建筑:
11月30日上海昆明路江浦路口在建的尚凱商務大廈突然起火,大火從5層狂燒至20層,消防車趕到現場后,因樓層太高,消防水槍竟無法控制高層火勢；
2001年紐約世貿中心的驚世一撞,近1萬人花了9個小時才將樓內辦公的10萬人營救出來。
而上海金茂大廈也曾做過試驗,請一群身強力壯的消防隊員從85層樓往下跑,結果,最快跑出大廈的一個隊員也花了35分鐘。對于被大火圍困的人來說,人生能有多少個35分鐘?
隱性危害也在暗中滋生。比如地面沉降,這直接導致了摩天高樓的廣受詬病。據媒體公開報道,上海浦東區陸地面積下沉現象日益嚴重,陸家嘴金融區地面已平均下沉3厘米；金茂大廈附近更下沉達6.3厘米。而陸家嘴金融區啟動十幾年來,平均每12天就崛起一幢約30層高的大樓……
“摩天大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個技術活,而是一個社會系統。一座摩天大樓不是孤立的,你不能單純從技術角度來看它實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楊保軍分析道。
在楊保軍看來,中國很多城市造摩天大樓,雖然硬件上沒有問題,但在軟件上卻不一定能跟上。在關涉更為深遠的生態保護、科學規劃上,一幢摩天大樓背后潛藏的問題也遠遠未有窮期。
經濟學家安德魯·勞倫斯1999年總結出了“摩天大樓指數”(skyscraperin-dex),這一驚人發現被稱為“百年病態關聯”:大廈建成,經濟衰退。
在充斥著資本市場圖騰崇拜的摩天大樓身上,商業周期的劇烈波動必然也會相應顯現。過去100年中,摩天大樓指數便已頻頻“顯靈”,記錄驚人———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華爾街克萊斯勒大廈和帝國大廈相繼落成,之后紐約股市崩盤,并引發全球經濟大蕭條；
上世紀70年代中期紐約世貿中心和芝加哥西爾斯大廈再奪全球最高,后發生石油危機,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1997年吉隆坡雙子塔樓取代了西爾斯大廈,亞洲發生金融危機。而金茂大廈在1998年封頂時也遭遇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洗禮。
如果真有“高樓魔咒”,我們寧愿多講點吉利話,如果沒有,我們寧愿“科學發展”地相信:一個現代化的家園絕不僅是滿地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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