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高”此起彼伏，高樓暗戰在中國各大城市展開。高樓已成“快中國”的消費符號。
在經濟基礎和城市榮譽的雙重作用下，城市用摩天大樓這一最淺表的形式表明著向國際化的邁進。高樓熱，是建筑現象，更是一種社會心理。
經濟學家安德魯·勞倫斯的“摩天大樓指數”揭示一種“百年病態關聯”：大廈建成，經濟衰退。在金融危機下，難道要一語成讖？
11月29日清晨,總高度達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廈正式破土動工,總投資額預估高達148億元人民幣,建成后將有望成為新的“中國第一高”。
僅一天后,11月30日下午,還是因為高樓,國人神經再次被牽動:上海昆明路江浦路口在建的尚凱商務大廈突然起火,因樓層太高,消防水槍無法控制高層火勢。
兩條新聞對比,生動映照出高樓生態喜憂兩面。
經歷3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提升,城市榮譽感也在“膨脹”,每個城市都在用高樓為自己爭一席之地,高樓似乎也被賦予代言所在城市經濟奇跡的“標識功能”。
人們不禁要問:“第一高”真的那么重要?這種白熱化的競逐又起自何時?摩天樓不可逆轉地競賽,從建筑科技的角度來看,人類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但對高樓帶來的具體效應,應有哪些科學、嚴謹的論證呢?
-見習記者徐劍橋記者胡亞柱
-身邊
廣州有多高
卡車司機朱士勇三天沒睡好覺了。
太累了!三天,從無錫到廣州,每周,他都要這樣兩地往返,運送一種特殊鋼材。
這些鋼柱子,支撐起現實廣州新地標———廣州新電視塔,也支撐起廣州這座城市企盼已久的“高度夢想”。
8月28日,新電視塔454米高的內圈封頂時,多家媒體不約而同地打出“世界第一高塔”的字眼。其后,“世界第一”被尷尬地證實為誤傳,但610米的目標高度足以成就當下“中國第一高塔”。
和這個“中國第一高”發生關系后,朱士勇這兩年就做一件事:裝上鋼柱,從無錫出發,狂飆三天高速,抵達廣州新電視塔工地。
說這話時,他車上的三根大鋼柱都還沒有來得及卸。鋼柱靜臥車上,粗壯得震人心魄,17米長、40噸載能的長掛車每次也只能運三根。
貨車不遠處,這些焊到塔上的鋼柱糾纏著刺向天空,頂端的望起來就像苗條的筷子。塔基下方,“造世界第一高塔,建一代傳世佳作”的巨幅標語,無聲地宣示著這龐然大物的氣魄和身世。
“看著看著這家伙就慢慢長高了。”朱士勇說。到2009年底,電視塔160米的桅桿安裝完成后,它將攜610米的高度“一覽眾山小”。
“原來有這么高啊!”朱士勇聽到確切的數字時,有點不相信。他手搭涼棚抬頭看著,一個勁地感嘆“廣州人有錢”。對于自己為“中國第一高”運送裝備,他突然覺得自己很光榮,布滿血絲的眼睛頓時閃出一絲活悅的色彩。
新電視塔對面,珠江另一邊,是另一個高度競賽,另一場榮耀。珠江西塔工地的木工老劉說,每天上去干活“都要坐10多分鐘的電梯”。在老劉們的敲敲打打下,西塔現已明顯超越周圍的建筑。
11月29日,西塔建設方特地舉行了“兩天一層”世界新速度新聞發布會。
這座在建的廣州第一高樓、全國第二高樓,位于廣州新城市中心的中軸線上。60億的總造價、432米的建筑高度,使它在設計之初,便注定成為了未來廣州最重要的地標性建筑。
因為它的出現,讓當了11年“老典型”的中信廣場,摘下了“廣州第一高樓”的帽子。1997年建成時,中信廣場還是“華南地區第一高樓”,兩根標志性的鋼針指引著廣州的砥礪奮進,成為廣州的地理坐標和心理坐標。
巧合的是,中信和西塔,一座雄踞天河商業圈,一座傲立珠江新城,前者表征廣州的現實活力,后者透射著廣州的未來影子。11年,廣州商業地圖的城頭變換,不過是天空上一個數字的擦除,和一個新數字的書寫。
2007年6月6日,西塔迎來了屬于它的加冕禮:地下室工程完工,同時上部工程全面開工。此后的一年零三個月里,它擁有了自己的名字———“廣州國際金融中心”。
按照規劃,2009年11月3日當它竣工之時,地下4層、地上103層的主塔樓和28層的附樓將巍然顯現。與之呼應的“姊妹樓”———珠江新城東塔也即將于2008年底前開工,2013年年底完工。
屆時,珠江新城,三塔輝映,“高度決定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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