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考察成“待遇”
記者調查發現，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已經成為我國各級黨政機關和公共機構的一個普遍現象。
據可以查閱到的公安部、外交部消息：2003年共批準發出干部因公出境通行證和護照21萬本，出境4373600多人，其中到香港、澳門特區為3168400人次，到外國為1105200人次。
我國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制度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其目的是讓官員出去開闊眼界，學習一些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但不知從何時起，出國考察似乎成了某些官員的“慣性思維”，一有什么新項目或新舉措，總要出國考察一番。
“按理說，有些官員出國考察是必要的。”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但遺憾的是，目前官員出國考察在不少地方和部門，已變異成一種官員的福利或待遇，最終成為官員走向腐化歧途的一種誘導劑。”
據了解，有些地方和部門甚至還以文件的形式，把“取消出國考察”作為對官員的一種處罰手段。比如2005年11月16日，河北省政府在清理政府投資項目拖欠工程款的過程中，規定完不成清欠任務的單位領導不得出國考察。從禁止出國考察成為被懲罰條件來看，在一些人的眼中，出國考察內涵頗耐人尋味。
“有些地方或單位，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就是一種慣例的職級待遇，內涵中承載著很多工作表現獎勵、休假等性質。”北京直屬機關一位姓王的年輕公務員認為，“這些官員出國考察并非從工作需要出發，而是按級別安排，以致出現有些領導級別高的，沒有明顯工作需要，一年也出幾次國。有些有工作需要的官員，因為級別不到或沒有領導內定，想出去也沒機會出去。”
“這種把出國考察變成旅游的做法，是一種公權濫用的具體表現。”政協北京市十屆委員會副秘書長、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廣宇對本刊記者表示。
事實上，我國多數地方政府對官員出國考察都有相關規定，最明顯的是指標化管理。比如“省部級官員每年可以兩次出國考察，局處級官員每年可以一次出國考察”;“一年出國考察一次的，可以考察兩個國家，時間不超過12天”，等等。
這種規定的本意，是用于控制政府官員出國考察，但現實中又往往演變成官員的福利或待遇。有些官員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為了出國，甚至不惜造假，把“考察”變成“國際丑聞”的事情也時有發生。
據報道，2006年11月20日，安徽省人民檢察院以副檢察長徐文艾為團長的公務考察團一行10人，在芬蘭赫爾辛基機場辦理入境手續時，被查出偽造的芬蘭司法部邀請函，以及存在擅自變更出訪路線、增加目的地國家等違規違紀事實。2007年4月，徐文艾被撤職查辦。
失控源于制度虛設
我國對官員公費出國考察有著嚴格規定，但本刊記者調查發現，在這些規定面前，有些官員卻鉆政策空子，打“擦邊球”，以考察名義變相出國旅游，基本處于失控狀態。
早在199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曾發出《關于嚴禁用公費變相出國(境)旅游的通知》。2004年春，中辦、國辦就發出《關于嚴格控制干部出境、出國活動開支》的通知。2007年8月7日，中紀委就徐文艾事件發出通報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采取得力措施，堅決剎住以公務活動為名公款出國(境)旅游的不正之風，等等。
“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近年來出臺不少規范官員出國考察的規定，但這些規定并沒有抑制住官員出國考察熱潮。”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官員熱衷于出國考察，主要花的都是公款。另外我們實行的是指標式管理，出國考察次數都是按官職大小而定，級別高的即使沒有公務需要，也可以名正言順地‘出國考察’。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審批程序也過于簡易、限制太過寬松，在源頭就沒有堵住，接下來的要組織部門同意、向紀檢部門報告、經外事部門審批，也基本上就是走走形式。”
“官員出國考察缺少可操作的具體的追究、處罰條款。”李成言教授指出，“現實中，很少見有關官員因違規公費出國考察被處罰。不用付出代價的違規行為，在再多的禁令面前，也必將暢通無阻。在如今這個信息時代，出國考察已不是惟一的學習方法，要利用各種現代傳播技術，開拓學習外地經驗的其他渠道，以堵塞部分官員出國考察的種種借口。即使對那些必要的出國考察，也應該嚴加管理。如果所有的地方官員公費出國都需經過嚴格的報批手續，其經費報銷都要經過上級監察機關的審查，官員對公費出國考察也難免會權衡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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