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輕化、知識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選拔干部時，已明確把博士學歷作為一個優勢條件。然而，這一原本體現國家對知識和人才尊重的良好舉措，卻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走了形、變了味，“博士大躍進”浮躁之風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這場由官員和高校擔任主角的“二人轉”中，官員以權力謀學位，教授以學歷謀資源，“博士帽”變成了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同流合污的籌碼。一些缺乏獨立精神的高校將學位化為獻媚的禮物，得到了項目、經費和資源，成為“博士帽”批發商；不少官員也憑借職權，將“博士頂戴”輕松加身，以圖在今后的提拔升遷中，讓“博士帽”兌換來更高級別的“烏紗帽”。
提拔升遷是官員攻博原始沖動
今年6月，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王益據傳被“雙規”。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撰文《請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學歷來歷》，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共鳴。
葛劍雄對王益的博士學歷提出了一系列質疑：本科和碩士都是歷史學專業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約兩年時間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寫成博士論文，發表若干篇學術論文，并通過答辯？從理論上講，要修完一門課程就得定期到學校聽講并參加考試，王益任職單位在北京，西南財經大學在成都，學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為王益單獨上課或單獨命題考試，王益上課和考試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況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時間才能拿到學位，在職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王益為何能比正常學制的學生還要早畢業？如果王益真的按規定上課，參加論文撰寫和答辯的各個程序，就必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間，旅費是自己出還是花了納稅人的錢？
中國首批博士誕生于1983年5月，此后25年間，在校博士生數量和博士學位授予量迅速增長。根據教育部統計公報，1998年，我國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萬人，個別年份新招博士生超過5萬人。來自國務院學位辦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我國的博士授予數量超過美國，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這場“博士大躍進”中，官員攻博又是一種怎樣的發展態勢？據半月談記者多方調查，一些國家部委領跑了“官員博士化”進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總人數的一半左右。在經濟發達地區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官員攻讀博士幾乎成為潮流。
行政機關真的需要這么多博士嗎？有關專家認為，政府的職能是公共管理，除了個別專業性崗位外，大部分行政崗位本科學歷足以勝任。既如此，眾多官員為何對博士文憑情有獨鐘？
據記者調查，官員攻博主要有四種心態。一是在實際工作中確實感到還有知識欠缺，希望通過攻博開闊視野，提高對專業領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個人形象，把高學歷當作光鮮外衣包裝自己。三是把攻博作為擴大社交范圍，結識更多專家、官員和企業家的機會。四是想用博士學位把自己“武裝”成擁有高學歷的知識型干部，以此獲得提拔晉升的優勢條件。
葛劍雄認為，官員在職攻讀博士學位，不是不需要，但絕大多數官員所追求的，與其說是某一方面的專業能力，還不如說是博士學位的象征意義。是否擁有博士學位往往成為提升的先決條件和關鍵因素，直接導致一些官員對博士學位趨之若鶩。
權力侵蝕學歷換來“博士頂戴”
官員攻博，最大難題就是學習時間無法保證。許多官員所在單位與攻博學校并不在一個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里。按照我國行政機關每周5天工作制，對于只有周末才有時間聽課的官員而言，很難在兩天之內往返千里去聆聽導師的教誨。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證聽課時間，攻博官員的學習時間也只占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員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畢業得還要快。
葛劍雄感嘆：作為負有指導博士生之責的教師，我深知，要獲得博士學位，即使原來有良好的基礎，也并非易事。就我見聞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獲得的博士學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權力或者金錢的介入。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曾經上交了一份“要遏制黨政干部的文憑腐敗”的提案。蔡繼明認為：許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一些黨政干部憑借手中的權力，課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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