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土地權益屢遭侵害
短片：
在上個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指出，我國在統籌城鄉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五大矛盾，其中就包括農民土地權益尚未得到有效保護、低價征收征用農民土地、補償不到位等問題突出，征地糾紛頻繁發生。這些我們聽起來似乎并不陌生，即使不生活在農村，日常媒體上關于農民土地利益受到侵害的報道也屢屢能夠看到，保護農民的土地利益，嚴格進行土地管理，這是國家三令五申的一項長期政策。然而，農民的土地權益為什么仍然會遭受侵犯呢？
與此同時，我國農村的另一個現狀也讓許多人憂慮，那就是，以小家庭為主體的農耕模式使得土地無法實現規模化經營，極大的阻礙了現代化農業的發展。顯然，時過三十年，當初為推動改革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呈現出一些難以克服的弊端。面對這些，一段時間以來，全國從決策層到普通民眾都對目前農村土地政策進行著密切的關注和思考，對于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外界更是紛紛推斷，本次全會將聚焦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將是一大熱點議題。
其實，近幾年來，隨著農村發展規模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我國一些地區已經開始了土地流轉的嘗試。在浙江，從2001年起，許多鄉村的農民就以契約形式把承包的土地交給他人經營，自己按土地面積得到一定收入，當地農民把這種土地稱為“股票錢”。
浙江紹興農民：
現在勞力都到廠里工作，我年紀也大了，也不要種地了，就委托村里把土地租出去，總共我們是六口人四分田一個人，一共是540塊錢一年。
解說：
土地流轉為當地農村帶來的效益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由于一些基層政府對出現的問題處理不當，比如流轉后土地產出利益分配不公，用行政手段強制流轉等等，浙江的土地流轉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這項政策能否在全國推廣，如何推廣也依然存在著爭議。
另外，土地流轉制度要在全國推廣，也許還面臨著更多的問題，比如在改革中，各地農民的得意程度會有不同，如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將獲得較多土地級差收益，如何讓全體農民都從改革中獲益，而不是產生新的貧富差距鴻溝，也是農村土地改革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所有這些都決定著這場改革攻堅戰能否打響，也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和決心。
清晰產權的成本高于產權清晰后的收益
主持人：
我們來看現在比較盛行的三種意見，就是對于農村改革的方向有三個方向，我們不妨一條一條來看，一個是改行耕地的私有化，這些年來，聽到這個詞比較多，就是誰承包的土地就歸誰，您怎么看這種改革的方向？
黨國英：
首先這個土地私有制，我倒覺得我們不要把它看成是洪水猛獸，很多國家實行這個制度，但是具體到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考慮到我們歷史上的一些因素，那么這是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我們有沒有其他的方式來更好的解決問題，讓農民，讓這個集體，讓我們國家都能夠接受。
主持人：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如果私有了，那產權不就清晰了嗎？產權清晰了，農民的利益不就能夠得到保障嗎？
黨國英：
這個問題倒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但是我們要知道，產權這個東西，可以說是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土地的產權，任何國家都談不上清晰，我們講清晰是要有成本的，如果把產權搞清晰，付出的成本要比把這個產權搞清晰所得到的收益還要大，那就不一定，中外歷史上有很多的例子，說起來話長。
主持人：
剛才我們說的是私有化，接下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極端，就是國有化，國有化并在此基礎上實行永佃制。您對這種改革方向的看法？
黨國英：
越南現在有這樣一個做法，應該說他們搞這個事情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主持人：
適合中國嗎？
黨國英：
對，就是我們采用這個辦法是不是會造成其他一些麻煩，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還有別的好的辦法，那也不需要這樣做。
主持人：
那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是不是您認為的好辦法，就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
黨國英：
對，我覺得這個思路值得我們去考慮，為什么呢？首先我們講穩定，我們過去也講穩定，比如說先是15年承包不變，然后30年，我們事實上穩定沒有做好，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們把穩定的這個事情做好，比如我們講長期穩定，這個做法就應該是不錯的，它又講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就是說依什么法，如果依我們現在的法，那我看流轉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法律做些調整，使得這個法律真正適合農村的土地作為一種要素，它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去流轉，那當然可以，所以這個做法就是我們要把它具體化，穩定要長期穩定，流轉我們現在不合適的一些法律要修訂。
法律難執行立法需反省
主持人：
您剛才的談話中您反復談到了土地和農民之間的關系要保持穩定，這個穩定非常重要，但是我們知道，農民具有對自己經營承包的土地有承包經營權，所以我們想知道，它這個權利由什么來保證，他怎么去保護自己的權利。
黨國英：
說起來，的確我們是有很多保障的政策法規，比如說我們的紅頭文件，就是中央文件，已經發布了兩輪，一號文件，先是五年，改革支出，最近五年我們又發了一號文件，都涉及到對農民土地權益的保護，我們還有法律，比如說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還有已經要實施的物權法，這樣一些法律應該說對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的保護都有意義的。
主持人：
為什么有這么多的法律紅頭文件去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所有權，但是卻保衛不住。
黨國英：
不可靠。
主持人：
為什么？
黨國英：
是有這個問題，我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那么我自己理解，如果我們法律有一套規定，那么這個法律如果規定以后不能實施，恐怕要反省一下我們的法律，立法是不是有問題，比如說我們現在法律規定農民的土地承包期在30年，30年是不能變化的，但是我們調查在很多地方它是變化的，我們經常講，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特別是我們調查還發現什么呢？農民可能都支持變化，農民也不贊成，你不要變化，比如我家里人多了，我希望地多一點，他希望調整，所以這個問題的確我們有反思，就是我們這個法律是不是某些方面有問題。
主持人：
所以人們就關心，就在本周末即將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會不會也在這方面去著重下力，因為我們國家反復提及，我們國家實行的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而且我們中央和國務院三令五申要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會不會未來的這新一輪土地改革要強化保護農民的這個權益？
黨國英：
我們希望是這樣，恐怕兩個方面要有所進展，一個是要穩定，而且是長期穩定，讓農民感覺到我的土地承包權是受到國家嚴格的法律保護，違背國家法律，想剝奪農民承包權，他會受到法律的制裁，給農民保護自己的土地財產權有一個信心。
再一個，我們要講流轉，流轉要規矩，比如說耕地不能隨便轉成建設用地，流轉的時候，農民的有關權益得到怎么樣的保護，比如有些人講，農民的土地要入股，入股之后，如果企業破產怎么辦，諸如此類的問題，可能都會出現，所以流轉我們需要規范。
新一輪農村“土改”面臨哪些難題？
主持人：
您看大家都期望對于國家進行新一輪的土地改革，但是對于新一輪的土地改革在有期盼的同時也有各種擔憂，我們不妨來看一下，比如說新土改將會使得土地收益轉向農民手中。就像剛才我們說的，現在有一些既得利益階層，比如說一些地方政府，還有鄉鎮干部，他們會不會變換方式去阻撓這種新一輪的土改？
黨國英：
如果說是我們假定要做新一輪的土改，有一定的政治高壓，那我想我們這樣一個體制，地方干部，他要阻撓可能不容易，特別是給出我們一個象征性的規定，比如說我們要實行永包制，不是三十年，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它表明國家要以更強大的國家權力去保護農民的利益，所以這個東西可能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我們高層的力量要足夠大，要去醫治多少年來一個力量比較強的東西，就是在多角色的關系當中我們要把力量的平衡關系有一個調整。
主持人：
這是一種擔心，我們再來看，說新土改對各地農民而言，得益程度會不一樣，比如說城鄉結合部，那塊的農民獲得的土地級差收益就會比較高，那么怎么能夠讓新土改使得全體農民都獲益，而不是產生新的鴻溝？
黨國英：
是這樣的，之所以講郊區的農民可能獲得收益比較大，它一定是指的耕地要轉向建設用地，如果耕地沒有轉向建設用地，只是耕地，可能邊緣的農區和城鄉是差不多的，比如說大興，它主要是種麥子，它不能搞建設用地，那個關系不大，關鍵就是郊區的地如果要變成建設用地的話，那么才發生了級差收益問題，當然農業當中我也不是說沒有級差收益，但是很大的級差收益一定在建設用地問題當中發生，那么如果發生這樣一個問題，我自己想，就是我們要有一個稅收的調節，假定我們實行自由議價，我們半年的地征了，我們可以討價還價，給你多少征地的補償，或者說干脆我就是要把你這個地拿過來，我們買過來了，要給你付多少地價，如果很高的話怎么辦，的確就是，差距非常大，應該有一個調節的辦法。
主持人：
我們再來看，說新土改有可能使得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唯一的屏障，所以怎么防止副作用的擴散，比如說會出現城市流民階層，還有城市平民窟這樣的問題，您覺得會出現嗎？
黨國英：
這個事情它是很多人擔心的，我們可能坐在辦公室想的話，好像這樣的問題很容易發生，因為我們國家可以說這幾十年沒有這樣做，在我們國家找不到一個經驗來說明這個說法，它有沒有道理，但是從別的國家來看，特別是我們觀察日本的情況，我們擔憂的事情剛好相反，不是很多農民把地給賣掉了，然后成了無地的流民進城，不是這樣。相反的情況是什么，農民的地不愿意賣，甚至不愿意出租，他給規模經營造成一些困難，所以出現了相反的問題，日本當時立法的時候曾經擔憂這個，就是防止土地占有的過分集中，兩個集中化，結果后來出現的問題剛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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