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刊載署名明永昌的文章《中產階級尋中國夢》指出，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經濟殷實、有較強購買力的中產階層正迅速增長。他們努力在現有的政治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地位逐漸上升。文章并引述外電的話說，對越來越多的人而言，“中國夢”正在實現。
該文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埃里克?王 (Eric Wang) 匆匆走進離他辦公樓不遠的星巴克咖啡館，要了一杯卡布奇諾(cappuccino)咖啡，用布滿老繭的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
他的辦公樓位于北京的中央商務區。和這里許多著裝考究的高薪白領一樣，王身穿深藍色西服，系金色領帶。他說：“我現在的生活與我父母比，對比真是太大了。”
出生在浙江農村的埃里克?王，是一家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注冊會計師。從小到大，他經歷了巨大的生活變遷。
他說，自己的父母是典型的農民，靠種水稻和在太湖打漁為生。小時候，他每年暑假都要幫父母做農活。勞動給他留下了一張黝黑的臉，雙手漸漸地磨出了老繭。
王學習拔尖，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錄取，在北京念書。北京的高樓大廈讓他著迷，在念書時就打定主意，畢業后再也不回到家鄉那棟兩層的小木屋生活。
現在，29歲的他為將要上市的公司做審計，年收入20萬人民幣。中國的人均GDP在2007年只有2042美元，相比之下，王的收入顯得相當富裕了。不過他不想公開他的中文姓名，因為在中國，露富是不太明智的。
而他父母的生活卻變化不大。當得知兒子要在北京的一家外資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時，他們完全不能理解這種公司靠什么賺錢。
王兩年前買下了北京市區一套兩居室公寓，目前與他的未婚妻同住。再過三年，房貸就能還清了。王的下一個目標：買一輛價值20萬人民幣的福特蒙迪歐轎車。
“我很幸運。不過許多其他人，也有和同樣的故事。”王認為，“這已成為一種趨勢。”
在北京、上海等一些中國主要城市里，王這樣的人已構成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是在1978年后才逐漸出現的。
30年前，中國只有三個階層——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
在農村，王的父母還生活在人民公社體制中，所有財產由全體社員共同所有。農民在集市賣自家的雞蛋，也會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被割掉。
在城市，工廠里的工人享有終身福利，雖然這種福利水平非常低。
而另外一個社會群體，包括大學教授和文化界人士的知識分子，則束縛在不同的社會組織中。
1978年，“中國改革總工程師”鄧小平決定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人們開始能夠經營私營企業，并雇傭工人。隨后，外國資本也進入了中國。
新的職業也隨之出現。外企和私企中的白領經理人員，中小企業所有者，以及律師、會計師等自由職業者，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壯大。
在掙脫舊體系的束縛后，人才流動相對自由，這讓他們能在愈發繁榮的市場里，利用自己的創業精神和知識獲取經濟利益。中國式的中產階級應運而生。
在2003年前后，中國掀起了“中產”的討論熱潮。猶如埃里克?王，這階層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追求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一般也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和支配權。同時，他們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宛麗說，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已初步形成了一個類似西方的中產階層，大致占目前就業人口的13-15%。美國麥肯錫公司去年預測，到2011年，中國下層中產階層(年收入在2萬5000到4萬人民幣之間)的人數將達到約2億9000萬，這代表了中國城市中規模最大的社會階層，并占城市人口的44%。
路透社專欄作家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指出，中國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在過去10年來幾乎漲了三倍，今年零售增長額也創下10年來的新高。這一切都顯示，一個不斷壯大的消費群體正在形成。對越來越多的人而言，“中國夢”正在實現。
他指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如此之多，以至于北京(在奧運期間)不得不停駛一半的車輛，才能保證道路暢通。”
盡管目前社會各界對中產階層在中國的具體人數和劃分標準仍存在爭議，但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經濟殷實、有較強購買力的中產階層正迅速增長。他們努力在現有的政治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地位逐漸上升。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在媒體中討論公共政策，而政府和立法機構也會在制定法律法規時咨詢律師和會計師。張宛麗說，在2007年召開的中共17大會議上，當選為黨代表的私營企業主和自由職業者人數為歷屆最多。同年，社會期盼已久的《物權法》開始實施。私有財產從此受到法律的保護，并且與國有財產和集體所有財產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埃里克?王說：“等到個人經濟實力更強那天，我想整個中產階級會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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