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睡早起是農民的習慣，而晚睡晚起是城市化的標志？黑夜給了今天的人更多的自我支配時間，仿佛是延長了我們的生命時段，卻也給了我們一雙雙“紅眼”
記者/何曉鵬
每天早上，當天光漸漸把城市染亮時，北京，這個國際大都市開始蘇醒。先是公園里晨練的老人，然后是匆匆出門的學生，接著整個城市開始忙亂起來，街上的車流人流越來越密集。但與此同時，也有眾多的北京人剛剛進入夢鄉，對他們而言，早晨要到中午才開始。
幸福就是“睡到自然醒”
早上6點，鬧鈴把李蓓蒂喚醒了。眼睛干澀、臉上發熱、大腦昏沉，心情不免糟糕。昨晚入睡時，時針已指向11點一刻，她一般都睡不夠8個小時。
不幸的是，李蓓蒂正在上初二。早上7點要趕往學校上早自習，是生活中的應有之義。她極不情愿地坐了起來，任憑手機鬧鈴一直作響。她更愿意在Don Mclean的輕柔語調中讓自己適應必須起床的事實。
蓓蒂知道她的很多同學睡得比她還要晚。不過她并不知道，二三十年前的中國不是這樣的，那時的孩子眼睛里不會像蓓蒂那樣有鮮紅的血絲，他們也戀床不起，但一旦蹦起，便生龍活虎。蓓蒂和她的同學恰恰相反，她們經常在睡醒之后，覺得比睡前還要難受，好像睡覺也變成了一種工作，“睡到自然醒”變成了一種奢侈體驗。
也許蓓蒂沒有意識到，她和她的同學已經成為中國日趨眾多的“紅眼”一族，她們讓中國都市入夜的時間越來越晚，這些數量越來越多的“不夜族”無意識中在做同一件事——齊心合力改變中國城市生物鐘的運行。
一家人的24小時
最近蓓蒂在看《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徒》，閱讀時間通常是在她完成功課后到睡前這一段——她一天只有這段時間是自己的。這時的蓓蒂希望自己可以徹夜不睡。但這不可能，父母要來監管她了。
“每天晚上她都會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事兒來做，大約在10點到11點左右，她完全自己安排，我們不會管她在做什么，只是要求她11點必須停下來，上床睡覺。”林音是蓓蒂的媽媽，她在一家外資中國食品公司任公關總監。
近一年來，林音通常都會忙到很晚才回家。“有一段時間，我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訴蓓蒂，該睡覺了。”林音現在每天見到女兒的時間只能以分鐘計。
但事實上，蓓蒂對此早已不介意，曾經有一年的時間，蓓蒂的父母都在外地，她的生活起居全由一個來自四川名叫廖芳的姑娘打理。
在林音家工作，廖芳的時間表要隨著主人走：通常整個白天都屬于廖芳自己，忙是從下午五點以后才開始，買菜，準備晚飯。但通常她會在12點前睡覺，以便次日早起為蓓蒂準備早餐。
Don Mclean那悱惻纏綿的聲音還在繼續著。蓓蒂終于下了床，關掉了鬧鈴。她在大約半個小時的時間里洗漱并吃早餐，然后在6點45分之前離開家，這樣才能保證她可以在7點半之前趕上學校的早自習，而不是被老師以異樣的目光來責備。
李君儒似乎聽到了女兒離開家時的關門聲，但他并沒有起身，身邊的林音也仍在熟睡。事實上，李君儒凌晨兩點多才回家，他和朋友合伙經營著一家文化傳播公司，因為要爭取一些外文圖書的版權引進，他最近經常出國，昨晚他跟合伙人共同招待了幾位外籍朋友，通宵暢飲讓他回家之后一直感到口渴，直到女兒去上學時，他也沒有真正睡著。
這一家人聚得最全的時候，似乎都在深夜。
而全家人起床的順序跟這一樣，“小阿姨和蓓蒂起得早，我一般8點多鐘起來，因為10點前要到單位。他(李君儒)就沒準了，正常的話10點之前，有時會睡到中午。”
生活從晚上開始
午夜12點，是林音一家大部分人的就寢時間，應該也是北京城中大多數人的入睡時間。但對于同處一城的陳雨而言，可能只意味著該回家了。
陳雨來自中國南方一個小城，2000年來到北京，這期間又有兩年時間在英國留學，現在在北京一家通訊社所屬公司任職。她的工作節奏并不緊張。通常早上9點到單位，下午5點多鐘就可以離開，很少加班。
每日下班后的時間，對陳雨而言相當于另一種生活的開始。她的活動是前一天就和朋友約好的：吃飯、游泳、看電影、打球、唱歌、喝酒……
本來已經和朋友吃過晚飯，走在回家路上的陳雨突然覺得心情不好，于是便把好朋友李楠拉出來傾訴,晚上11點坐進一家咖啡館，再回家時，已經是將近凌晨兩點。這對李楠而言不算什么，李楠夫婦都在電視臺做編導，即便無事時，兩人也常常是兩三點鐘才睡，一起看看DVD，聽聽音樂，看看書，或者兩人一起上網玩游戲，然后再睡到“自然醒”，睜開眼睛時往往已是中午。
而陳雨，即使晚上沒有和朋友出去，也會在后半夜才睡。看書和上網占據了陳雨大部分獨處時間——當她在午夜登錄MSN時，她那些身處倫敦的朋友們還在守著未落的太陽。于是，午夜成了陳雨跟朋友交流的重要時段。
是不是今天的大學生都習慣了這種夜貓子生活？今年剛剛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在北京金融街工作的田嘉媛的生活節奏是，每天在單位吃過晚飯，6點剛過，便回到自己租住的家里。看電影、上網、看書，直到晚上12點，她才會把一切擺放整齊，準備休息，7個小時之后，她又開始新一天的生活。
不夜的都市
今天都市中晚睡或是不睡的人們，在人們身邊已極為多見。他們打破了傳統的黑夜和白天的含義，讓以往城市里安寧的夜晚一去不返，當我們在夜晚的任何一個時候向外望去，總能看到很多燈光被點亮著，然后感覺到這個城市生生不息的運轉。
“大約從2000年往后，夜班司機的收入明顯跟白班司機開始縮小差距”。劉維剛是一位開了10余年出租車的老司機，他告訴記者，因為北京公交系統在午夜基本都停止了運行，所以午夜到凌晨兩點通常是他們載客比較多的時候，而在10年前的北京，后半夜在街上基本很少能看到車輛，出租車司機也會很早就回家睡覺了。
現在的北京，即便在一些胡同、大院等老街區里，也時常會見到24小時營業的便利店，他們在為數量日益增多的“不夜族”們提供服務。
“大部分是年輕人，或者說是在工作的人，一般看起來都是從事腦力勞動的。”這是一家位于北京月壇北小街的24小時便利店，當值的一個男性售貨員這樣說道。按他的歸納，在不同時間段，來便利店的客人有不同的特點，“晚上9點以后，基本上都是上班族或是年輕人來買東西，他們通常買煙酒、食品的比較多。早上來得比較多的是一些需要按時上班的人，大部分過來買早餐和報紙。白天則什么人都有，但歲數大的人一般都是白天光顧。”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休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20余年來一直從事時間分配課題的研究，1996年和2006年由他所領導的課題組分別對北京居民的時間分配狀況進行調查，對比發現，與10年前相比，現在每周人們入睡時間平均向后移了半小時到40分鐘的時間，各個年齡層不一樣。“如果只考慮25歲到45歲的社會中堅力量，那后移的時間還要多。”王琪延說，平均數據里是包括很多生活方式變化不大的老人和不工作人群的。
不管怎樣，我們的入睡時間已發生了很大改變，這直接表明我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
交錯的都市生物鐘
“我現在打電話都要特別小心，對待不同的人得區別對待”。彥艾是一家雜志的編輯，工作的關系需要她跟不同年齡、不同領域的人打交道。
“我需要細分我打電話的人群，比如年紀大些的，他們會很早就休息，而對待年輕人，你最好不要在早上打擾他們，通常他們睡得很晚。”
“如果是老年人，早上7點都不算早，但如果是年輕人，早上9點都可能太早了。”彥艾說。
時間的差異并不是我們關注的所在，而是產生差異的原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睡眠時間大大延后。延后程度的差異，使得在同一個城市同一個時間段內，有人在休息、有人在工作、有人在休閑……
這種變化的產生是漸進的。但如果把視角拉到二三十年前，會發現人們的作息時間已經明顯不同了。
彥艾的兒子今年讀高一，跟蓓蒂一樣，每天晚上11點，他會準時睡覺。“做完功課后，他可以使用電腦，比如聊天玩游戲什么的，他的同學中有玩得更晚的，但他不行，他說自己睡少了會受不了。”彥艾說。
跟自己的孩子相比，彥艾小時的作息完全不同。每天下午四點多鐘放學，但同學們常常戀在學校中不回家，直到天色完全變暗大家才散。
“沒有電視時，大人小孩會一起到院子里乘涼、遛彎兒，8點鐘左右，大人孩子就都回家，小孩9點前肯定睡覺了。”彥艾說，“那時大家起得也早，像我父母早上四五點鐘就起來了，吵得大家也睡不成了，就都醒了。而在晚上9點你在外面就聽不到任何聲音了。”
作息時間改變是發生在工作之后，彥艾睡覺的時間開始晚了起來。通常要晚上10點左右，早上6點起床，7點離開家門。到了文化單位后，睡覺的時間又往后延，“那時我在做一本雜志，通常要晚上十一二點前睡，早上7點多起床。”
但這個時間在孩子上學后發生轉變，“因為孩子上學早，你也得早起，為他準備早飯。“他上小學的第一天，清晨我去送他，看到街上很多行人，感覺特別好，好久沒有起那么早了。”
現在的彥艾把生活規律看得很重，盡量不讓自己睡得太晚，每天11點鐘上床，7點半起床，偶然會有晚睡的時候。但她的父母，在這些年里卻越睡越早，甚至晚上8點就睡了。“這跟年齡有關系，人到一定年齡后熬不起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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