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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模式還是過渡制？
關鍵詞： 中國模式 吳敬璉 中改院 中國改革開放 國有經濟 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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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30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動因是什么？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在國家發展和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完善中面臨的威脅？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72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上，特邀嘉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所做的演講“中國模式還是過渡制”對以上問題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吳敬璉認為，去年看起來是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幾個標志性的事件。第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中國的人均GDP超過了4千美元，中國已經進入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第二個標志性的事件，中國的GDP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第三個標志性的事件是中國的出口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這樣的標志性事件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在世紀之交迅速崛起。中國這樣一個13億大國發生了如此劇烈的變化，引起了全世界也引起了我們國內熱烈的議論。一部分論者認為，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已成為世界楷模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中國很有希望在今后的20年、30年內成為世界超過美國的經濟體，這是一個對所謂的“中國模式”的肯定回答，而且依靠這樣的模式，中國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在吳敬璉看來，中國當前存在的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是一個帶有雙重性的體制，其未來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雙重性的體制可以成熟起來成為完善的、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些經濟學家和學者認為，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的原因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所謂的“中國模式”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照這些論者來看，“中國模式”最大的特點或者是最大的優點就在于具有一個強勢的政府和一個具有強大控制力國有經濟，這樣一種體制的最大優勢是能夠依靠強勢政府和強大的具有強大控制力國有經濟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說北京奧運、高鐵建設。
吳敬璉指出，從現在的情況看，強勢政府統一實行的體制，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另一方面也付出了高額的成本，特別是在今天，這些付出的高額成本和一些消極的影響，正在顯現。例如，今年來，巨額投資和海量貸款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后果正在表現出來，比如房地產價格泡沫，通貨膨脹壓力，征地糾紛等，已經使各級政府難以承受，如果不能改變這樣的狀態，今后會愈演愈烈。
在吳敬璉看來，最近30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動因在于市場化的改革和與國際市場的對接。他提到四個方面具體的改革開放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一，市場開放和對民間企業活動的接近，使得民間長期被壓抑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精神迸發出來，到20世紀末，中國就出現了三千多萬戶民間的企業，包括個體的、私營的鄉鎮企業，這樣一些企業是中國經濟出人意料發展的基礎性的推動力量。
第二，大量原來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人力物力資源，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比如說土地資源，這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性資源，改革開放30年來，原來沒有充分發揮的農用土地轉化為城市用地的是7萬平方公里，相當于愛爾蘭全部國土面積。勞動力資源，原來在農業中處在一個低就業狀態，勞動力有2-2.5億轉為城市的非農產業職工，或者是業主。這樣一些資源由于結構性的改善，造成的效率提高，使得中國在過去30年期間依靠結構調整獲得全要素生產力提高，成為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三，對外開放政策的執行，用進出口的需求彌補了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的缺陷，支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四，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通過引進外國先進設備和吸收外國技術，迅速縮小了在幾百年期間積累起來的中國產業技術水平相對國外先進技術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經濟的高速增長得到技術進步的有力支撐。從這樣一些情況看，改革開放才是中國經濟能夠保持30年高速增長的真正的秘密所在。
對于中國模式論提出質疑的人們，雖然認為中國社會在過去30多年改革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改革還有許多大關沒有過。吳敬璉認為，中國在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仍然在中國的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他認為具體有三個方面的表現：第一個方面的表現，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總值中并不占有優勢，但是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就是人們所說的制高點。國有企業在一些重要的部門，戰略性部門，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行業里面繼續處于壟斷地位。第二，各級政府掌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第三，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沒有建立，各級官員有著很大的資源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干預。這樣一來，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一種既包括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括舊的統制經濟的因素，形成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格局，既可以前進到較為完善的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也可以退回到統制經濟的狀態。
一旦這樣一種體制建立起來以后，就出現了兩種可能發展的情況，這是吳敬璉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在賽跑”，兩種傾向在賽跑。世紀之交，短短的兩三年中實現了放手，全國的小企業包括小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基本上都放開了。這就是出現了一個創業精神大發揚，使得中國成功地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反過來，當本世紀初國有大企業改革，觸及到一些企業的時候就放慢下來，這就會造成經濟效率的下降，對于我們的經濟發展變成了一個很大的打擊。
吳敬璉在演講中指出，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對于我們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的完善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如果強勢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經濟體制，資源的配置權力主要掌握在政府的手里，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就很難解決，或者是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很難得到解決。在這種增長模式或者是發展方式下，雖然短期中國能夠靠政府的強制動員和大量投入社會資源，加上從國外引進技術來維持高速的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近年來，這個不可持續是非常明顯的，由于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的出現，勞動力無限供應的狀態已經不存在，依靠大量的低工資、低成本的勞動力來維持高增長是不可能的。另外，土地及其他資源的短缺和環境的破壞，使得中國也不能夠靠大量消耗資源的辦法維持經濟的高增長。
同時，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中國作為技術上后進的國家，越是通過改革推動了技術水平，越是接近于國際一般的先進水平。再靠一個簡單的引進技術已經不行，必須要創造，不管用什么樣的方法，總之要靠效率提高才能維持中國的經濟繼續較快的速度增長。而不管用什么辦法提高效率，都要依靠體制的完善。從中國的事例來看這點是很清楚的，講中國經濟增長的改變，或者是把經濟發展放在效率提高的軌道上，到現在提出了整整30年，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了國務院提出了經濟改變十大方針，這十大方針圍繞一個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后來到“九五”計劃的時候，正式提出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其中一個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十一五”又一次提出來，一定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主線，“十二五”又提出來，一定把經濟發展的轉變作為“十二五”的主線。吸取過去的經驗，“十二五”再提出這個主線的時候，同時指出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如果中國不能推進改革，就很難解決經濟增長方式問題。
在演講最后，吳敬璉提出一個結論：初步采取堅定而實質的步驟推進改革。改革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的動力，改革要有頂層設計，他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非常正確的決定。頂層設計大家都在熱烈地討論，吳敬璉認為這個頂層設計首先是一個最頂層的設計，是中國到底要一個什么經濟，要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政府在這個經濟中扮演什么角色？它要駕馭市場、管制市場、干預企業的微觀決策？還是做它應該做的事？
吳敬璉指出，政府應該做的事是市場做不來的事，也就是說市場失靈的事由政府做，公共產品的提供由政府做。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報告已經提了很多次，政府應該管的事沒有管或者沒有管好，要改變這種狀態，政府不應該壓制市場、取代市場、去駕馭市場，而是應該做它應該做的事，提升市場，克服市場失靈，給市場一個好的規則的環境，就是法治的環境，提供一些市場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他認為，需要認真根據中國30年來的經驗把政府的職能劃定，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關鍵性問題。（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 記者王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