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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億農民工在明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將產生更多的代表。與此同時，黨政領導干部的比例將下降。這是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人大第一次明確要求降低官員的比例。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李建國表示，將于明年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基層代表特別是一線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代表的比例要“有所上升”，農民工代表人數要“有較大幅度增加”，黨政領導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有所降低”。
這是選舉法2010年修改后首次舉行人民代表選舉，最大的特點是，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一人一票。大約每67萬人分配1名代表。
李建國說，此舉是為了優化代表結構，保證全國人大代表的廣泛性，“更好地體現人人平等”。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形容：“這是民主權利和政治權利上的一個重大的進步。人大代表選舉中‘4個農民相當于一個城里人’的歷史到此結束了。”
1953年，我國制定第一部選舉法時，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為體現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選舉法對農村和城市選舉每名代表所需的人口數作了不同的規定，各省每80萬人選1位代表，而直轄市和人口在50萬以上的省轄市，每10萬人選1人。
到了1995年，選舉法幾經修改，比例大致調整為4∶1。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時，城市每24萬人選代表1人，農村每96萬人選代表1人，仍是4∶1。
而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日益引起各方注意。在2008年以前，農民工從未出現在最高權力機關，2008年，3位農民工當選為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工有了“最直接的政治代言人。”那時，工人和農民代表比例已經連續幾屆下降。
4年以后，我國農民工已經增加到2.53億，超過一半的中國人生活在城市。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
代表結構的調整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全國人大一位官員公開表示，目前人大代表中領導干部比例太高，有人稱“人代會”變成“干部會”，代表性受到影響。
全國人大代表、寧波市政協副主席范誼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下適當增加基層代表，調整結構，這是對的。但并不意味著基層代表越多越好。他認為，很多基層代表的參政能力需要提高，更重要的是，執政者要真正善于傾聽、鼓勵民主的聲音。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朱穩芳建議，要出臺具體的措施，確保基層代表的名額。
從8∶1到1∶1，曾任山東省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全國人大代表徐華東說，這意味著“戶籍對于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籬笆去掉了”。“一人一票”適應了當前的發展需求，也適應了人民治理國家、參與政治的愿望——這種愿望變得越來越強烈。”
這位在農村和工廠工作過、也當過副市長的官員說，農民的表達有時非常簡短和具體，譬如當中央政府的種糧補貼提高2分錢，就會有農民找到人大代表，要求向上反映“柴油漲了幾分，化肥漲了幾分”。“只要千百萬人把每個人的意愿都表達出來，這就足夠了。”徐華東說。
今年35歲的朱雪芹當年從江蘇農村來到中國最大城市上海打工。她是最早的3位農民工代表之一。她形容，自己當初扛著被子拎著蛇皮袋進城，而現在的農村年輕人都是拖著拉桿行李箱，人們應該學會用“新的眼光”去審視這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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