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六次國務院機構大改革，“大部門體制”改革方案正接近征求意見的尾聲。“大部門體制”的提法源于黨的十七大報告。報告稱，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
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在1982年以來進行的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中始終處于先行者的角色，由于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管理與設立往往采取上行下效、自上而下的方式，國務院的機構改革成果往往又會給基層政府機構改革起到一個“標桿”作用。也正因為國務院機構改革對于國家整體機構改革的重要示范性，此次國務院實行“大部門體制”改革的做法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給省市和基層政府機構改革提供典范和觸動。
其一，“大部門體制”改革應該在精官減政、精簡機構方面為基層政府機構改革提供典范。國務院在1982年以來的5次大規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始終貫穿著精簡高效這條主線。比如在1982年的機構改革中，國務院100個部門裁了39個，1988年，國務院的人員編制一次性就比原來減少了9700多人。但是，在當前一些地方的機構改革始終走不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怪圈”的情況下，特別是在一些地方的政府機構中已經出現了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所批評過的“官多為患”的情況下，國務院此次“大部門體制”改革應該在機構精簡和職位設置上給基層機構改革作出表率。有關資料顯示，當前財政供養人口負擔比建國初期增加了20倍。財政供養人口和百姓的比例已經從建國初期的1∶600，增加到當前的1∶28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的大部門體制改革應該對基層機構和人員大幅精簡和效率提高起到大的觸動作用。
其二，“大部門體制”改革應該在降低行政成本上為基層機構改革提供典范。據有關報道顯示，我國行政管理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1986年的10％提高到2005年的19．2％。20年間增長將近一倍。與此同時，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長23倍。而撫恤和社會救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只提高了0．5％。行政管理費用的增加不僅加重了百姓的負擔，而且擠占了本來可以用來提高百姓教育衛生和保障水平的經費支出。不僅如此，行政職能錯位、交叉造成的行政成本增加還給經濟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秘書長樊綱近日公布的研究成果顯示，1999～2005年間我國行政成本對經濟增長作用達到負的1．73％。因此，他建議政府改革應該進一步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當中所占的比重。在這種情況下，此次“大部門體制”改革應該在大幅降低我國不斷上升的行政成本上對基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給予大的觸動。
其三，大部門體制改革還應在樹立服務為本、重視民生，增強政府服務百姓能力和水平上提供典范。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日在評價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敗得失問題時認為，當前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謂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托付，去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情，那些不該管的事情盡快退出來，不要為了自己那一點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權利或者等等來妨礙這個大局。黨的十七大在報告中也曾明確提出了要“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目標。“大部門體制”改革應該圍繞樹立服務為本更加重視民生的目標對當前基層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部門主義、官本位體制和少數干部的重官輕民思維有所觸動。
隨著政府各部門之間聯系的日益密切和管理能力要求的提高，大部門體制的好處是能夠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更好地統籌協調行業發展中的有關問題，從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務群眾的水平，同時在一些職能交叉、重疊機構的合并整合中也能起到精簡機構和人員的作用。我們期待，此次國務院大部門體制改革和創新能夠為基層機構改革開一個好頭。(陸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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