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劉青，愛喝酒，一喝就到爛醉，還鬧事打架；曾經學過一個月的電焊工，嫌太累太臟；也找過其他工作，覺得工資太低。2006年，他進入北京亦莊的一家防盜門生產企業，從學技術開始做起，現在已經當上了副班長，一個月掙3000塊錢。剛過22歲的劉青主動向公司申請去做市場銷售，因為他覺得那更有發展前途。
“22歲后的轉變是社會逼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混日子了。”對于未來，劉青“很有信心”。在Q Q個人說明上，他寫道：相信只要用積極的心態去面對，一切都是美好的。
滿懷憧憬的劉青，像很多20多歲的年輕人一樣，喜歡上網，喜歡把自己裝扮得酷酷的。不過，劉青覺得自己和那些“干上一段時間就不想干了”的年輕人不一樣，他會朝著現在的方向專心做下去。
上網時除了看新聞，劉青特意加入了銷售人員聚集的Q Q群，以便和其他人交流經驗。他還抽時間看一些關于管理和人際關系的書，比如《感謝折磨你的人》之類。
通過網絡，劉青認識了在北京八里河賣油畫的女朋友。他說，現在的這個女朋友花錢節省，也很理解他，不像之前在廠里認識的一位女孩，太能花錢，還要求必須有房才和他在一起。
不過，劉青最大的心思還是在事業上，“現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錢都可以投入到事業中，而結婚壓力太大，等什么時候有錢有事業了再結婚也不遲”。
春節將至，劉青不打算回老家過年。他說：“老家什么發展余地都沒有，不經常在外面轉，就不會了解社會發展的趨勢，春節留在北京的話，可以尋找機會。”
“我的理想是流動人群能平等獲得社會權利”
來自陜西寶雞的農村女孩蘇梅自己都沒想到，為了幫同事討回30元招工介紹費，她的打工生涯從此發生了改變。
2005年，初中畢業的蘇梅剛滿18歲，到寶雞市當起了餐館服務員，一個月掙240塊錢。干了一年后，她聽同村的女孩說在深圳打工可以掙一千多，便“不管苦和累，都要去看看”。
于是，蘇梅和另外兩位女孩一起來到了深圳。在一個晚上30塊錢的旅店里，她們三個人擠著住了一個星期，身上帶的錢很快就花光了。幸運的是，蘇梅應聘上了一家玩具廠的普工，每個月基本工資580元，如果加上計件的“薪糧”，能拿到1500元。
改變蘇梅打工生涯的事情發生在2007年。當時，一位四川同事想換工作，找到了一個拿著牌子在路邊招工的人，并交了30塊錢的介紹費。蘇梅聽說后，覺得這肯定是騙人的，于是找了幾個男同事想要討回那30塊錢。
雖然最終沒能把錢要回來，蘇梅卻因此接觸到了一家法律咨詢中心。她發現，原來通過學習法律知識可以保護自己又可以幫助他人。就這樣，“農民工”蘇梅在咨詢中心兼職當起了“義工”。每天晚上八、九點從工廠下班后，她便去咨詢中心學習、工作到10點半，周日還經常到外面發放宣傳資料。
后來，蘇梅來北京參加了四個月的培訓，學習社區工作方法，學習操作電腦和使用辦公軟件，還要學習音樂和體育。現在，她是公益組織“同心希望家園”的成員，主要負責北京市的一個民工聚居社區的“愛心超市”，每個月工資有1000多塊錢。
“如果以錢為重點，就永遠只是像機器一樣不停地運轉，今天賺1000，明天想賺1200。”雖然比以前在工廠打工賺得少了很多，但蘇梅認為自己現在做的這一點點事情很有意義，會影響很多人。
“我的理想是流動群體能平等獲得社會權利和資源”，這樣的話語從蘇梅的嘴里蹦出來，多少讓人有些訝異。她說這是因為自己經歷過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做同樣的工作，本地人補貼多，過年還發紅包，卻沒有流動人群的份。
1月27號，蘇梅去火車站買回家的車票，看到一個“農民工臨時售票處”，感覺那里的售票員對農民工的態度很不好。
“為什么一定要叫農民工呢？這是很大的歧視。”蘇梅覺得現在社會都認為農民工沒素質、沒文化，思想道德敗壞。“同樣是打工的，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我們是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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