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有可能將在兩會上進行審議的“大部制”改革，輿論普遍認為，部委運行機制的變化，即將政府部門之間“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立，是其改革的核心層面。然而近日記者采訪了一些行政管理體制方面的學者，他們認為，這是對“大部制”改革的嚴重誤讀。
“‘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范 疇，而‘大部制’改革屬于行政體制改革范疇，除非‘大部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聯動，否則在政府部門間分立這三種權力是不可能實現的。”國家行政學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對記者表示。
此前媒體普遍認為，大部委之間將按照“決策、執行、監督”分立的原則確立運行體系，有些部委專門行使決策權，而有些部委則行使執行和監督權。比如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就是行使決策權，而監察部就是行使監督權。還比如，在政府采購中，財政部制定采購政策，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執行。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更是擔心，這種“三權分立”在沒有與政治體制改革聯動的情況下，只能帶來機構膨脹的惡果。“如果政府各部門都決策、執行和監督分開，那么，每個部門都要成立部一級的議事機構，成立部一級的執行機構，再成立部一級的監督機構，那么，部門管理將一乘以三，國務院機構將大大膨脹。”他以交通系統舉例，難道除了一個交通部，還要成立一個交通決策機構和交通監管委員會？
所以竹立家認為，本次“大部制”改革的核心不是部門間的“三權分立”，而是實現政府部門設置思路的根本轉變。五年前的那次政府機構改革，主要還是以GDP的增長為目標構建的，而這次通過將那些業務范圍相近，職能雷同的部門進行集中，則是為全社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強化政府權力的公共性。
竹立家認為，公共財政預算權、人事權、審計權還是應該回歸到人大。但在“大部制”改革后，政府部門制定部門條例、標準這樣的政策立法職能可以有所加強。而執行方面的權力，將向企業、社會中介組織和地方政府轉移。同時，政府部門相應地履行這些政策性法規的監督功能。“這是轉變政府職能的基礎，也是全面推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前提。”竹立家說。
在周天勇看來，“大部制”改革的關鍵不在于部門間或部門內部的“三權分立”，而在于現行財政體制的障礙。目前，財政預算還沒有制衡政府隨意花錢的體制，對人員及機構擴張就形不成約束，導致很多政府部門及行政性事業單位，都是通過設置收費罰款項目“自己養自己”。
“只有取消這些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的收費和罰款權力，由財政預算供養，才能把機構和人員再膨脹的路給堵住，政府也才能在制度上約束其廉潔。否則，今天的大部制改革，會變成明天大膨脹的結果。”周天勇說。 （賈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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