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有制定，無執行
抗生素濫用問題在中國很早就引起了科學家和政府的注意。
衛生部合理用藥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永佩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在2001年，他就受衛生部委托，開始參與編寫《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這一原則于2004年頒布實施，并首次在中國國內建立系統的“細菌耐藥監測網絡”。張永信也參與了這一條文的制定，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這份《指導原則》中，全面系統地把中國細菌狀況、抗菌藥物情況、合理用藥原則(比如什么情況要口服，什么情況要注射，什么情況要靜脈給藥，什么情況下要多藥聯合)都規定清楚，目的就是規范醫生用藥。
“但由于執行力度不夠，問題依然很嚴峻。”吳永佩說。
2003年6月，SARS席卷中國期間，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楊寶峰發表論文《濫用抗生素的危害與“非典”發生的啟示》，文中指出：在舉國上下抗擊SARS的戰斗中，更應充分認識到濫用抗生素帶來的危害，更應加強抗生素使用管理，防止廣大人民群眾和醫務人員為防治SARS而濫用抗生素，在短時間內出現耐藥微生物的急劇增加，再次引發新的問題。
其后，新華社記者據此論文寫成“內參”，被國家有關領導人閱讀后作出重要批示。以致SARS期間，關于如何在中國實現抗生素科學使用的具體建議，被下發到各省有關部門。
令人惋惜的是，這并未阻止抗生素類藥物在SARS期間的大量使用。在90多家醫藥類上市公司里，1/3的上市公司牽扯到SARS藥品的生產，其中真正獲益的主力即為生產抗生素的企業。華北制藥、魯抗醫藥、華北制藥、白云山等醫藥公司，其一線的銷售業績和該公司的股市表現一樣全面飄紅。
而麗珠集團在2003年公布的一季度報表顯示：該公司主營業務利潤比去年同期增長0.8億元，主要原因是羅紅霉素、抗病毒顆粒等抗生素原料藥銷售收入增長所致。而事實上，用于殺滅細菌、立克次氏體等微生物的抗生素，并不能對SARS病毒產生抑制作用。
2009年1月9日，吳永佩在“全國基層醫療機構抗菌藥物臨床合理應用培訓計劃”的啟動儀式上說，“不合理用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醫師用藥知識的不足”。這個由衛生部開展的計劃將對3萬～4.5萬名基層醫務人員進行培訓，以改善中國醫療機構抗生素濫用的現狀。
60年來，中國的藥品種類從400多種猛增到7000種左右，不少醫生對一些抗生素使用的基本原則還都沒了解，特別是在基層。
然而，有些醫生過度使用抗生素并不因為是知識欠缺，而是由于各種壓力。肖永紅說，中國的醫院50%左右的收入來自于藥品，而抗生素占所有藥品收入的25%左右。多開抗生素，就意味著廣開財路。與此同時，老百姓把它看成“萬能藥”，他們甚至會主動要求醫生多開一些，大部分醫生都會滿足患者的要求。
肖永紅認為，中國抗生素濫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監管不力。
拉鋸戰進入關鍵時刻
在抗生素的黃金時期——20世紀60到80年代，隨著越來越多抗生素的發現與使用，面對細菌，人類似乎一下子擁有了大批武器。遇到很多葡萄球菌感染病例，醫生們大都不假思索地注射青霉素，效果顯著。
但人們也很快發現，事情在悄悄起變化。以青霉素作為案例來說，它剛投入使用的時候，一天用100、200個單位就很有效了，后來使用劑量明顯上升，再后來，即使劑量上升藥效也很差。到了今天，即使是治療普通的呼吸道炎癥，一袋注射用生理鹽水(250ml)中需加入青霉素劑量為1000萬個單位——用量上升了數十萬倍。
“不是青霉素不好了，是敵人變得越來越狡猾、強大了。”張永信說，一些青霉素產生的酶可以耐藥，科學家們就研發一種酶抑制劑，使青霉素的作用繼續得以發揮。這一做法，相當于清掃阻擋青霉素生效的障礙，后來這種方法被廣泛應用，作用又慢慢下降。
“情況非常嚴重。在人跟細菌的斗爭當中，抗生素產生之后，開始的那些年都是我們領先的；但是拉鋸戰拉到現在，人和它的距離越來越短了。”張永信說，盡管如此，今天人類仍然走在細菌的前頭。“然而，五六十年代我們是遠遠地、大步地走在細菌前頭。那時候只有幾種抗菌藥，但在臨床做醫生卻瀟灑得很——因為就這幾種藥，療效都很好。而現在有這么多的藥，就是效果不靈。”
研究抗生素的科學家還在絞盡腦汁，但要考慮到如果有一天，所有抗生素都對那些細菌產生不了作用怎么辦？張永信說，不僅是醫生、藥師，所有的老百姓都應看到這樣的局面。“大家都要珍惜現有臨床中有效的抗菌藥物，每一個地球上的人都要非常愛惜地使用它，該用的時候才用，該用多少用多少。”
在肖永紅看來，抗生素和石油、煤炭一樣，也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新的‘超級細菌’還會陸續出現，或許10年～20年內，現在所有的抗生素對它們都將失去效力。”他的結論讓人不寒而栗。 ★
抗生素如何催生超級細菌
從長遠來看，MRSA這類“超級病菌”將會在全世界流行，并對越來越多的抗生素產生抗藥性。“超級細菌”的產生，究竟是因為抗生素刺激細菌產生變異，從而具有了抗藥性呢，還是本來就存在著少數變異菌株，而抗生素只不過進行了篩選，使得有耐藥性的突變株生存下來，占了優勢？
也就是說，耐藥性的產生，究竟是因為用進廢退，還是自然選擇？微生物學家已經用實驗證明：細菌在接觸抗菌藥物之前，就已存在具有耐藥性的突變株。而抗生素等抗菌藥物的使用，實際上是對細菌進行了一次自然選擇，在絕大多數普通細菌被殺死后，原先并不占數量優勢的、具有耐藥性的“超級細菌”存留下來開始大量繁衍，并占據主導地位，使得抗生素使用劑量越來越大，失效的抗生素也越來越多。
因為“超級細菌”的先天存在，細菌的耐藥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對此不可控制。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微生物學家、醫學家開始呼吁：阻止“超級病菌”流行的重要手段，便是立即停止濫用抗生素。
袁鐘：思維習慣導致中國式濫用
缺乏科學思維方法、過分的實用主義以及追求速效的心理導致中國老百姓“自愿”濫用抗生素
本刊記者/方玄昌(整理)
全世界都存在抗生素濫用的問題。但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的情形可能更加嚴重。在經濟因素、社會因素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文化的角度、從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方面找到中國人濫用抗生素甚于他國的原因。
中國人缺乏科學觀，這是下面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科學需要高度理性，而中國卻是一方極為感性的土壤；加上科學沒有誕生在東方，結果，中國人對它產生了一種抵觸、敬畏和迷信同時存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人們看到了科學的力量；而另一方面，科學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中國人從來更愿意去迷信那些“全能”的事物。
在見證到科學的強大力量之后，他們不自覺地就把科學給神化了，把它看成是無所不能的。對藥本身就存在的一種崇敬、迷信，導致中國人自古就在尋找能夠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類似于抗生素一樣見效快的藥物，則自然很容易地被當成萬能的藥物來使用。
中國人過分講究實用主義。19世紀末，基督文化很難進入中國，但基督醫學卻很容易就進來——人們看到了它的快速有效。恐怕在中國人眼中，最能體現現代醫學(俗稱“西醫”)特性的，就是手術和抗生素，它們都有效果明顯、見效快的優勢。這種“打倒土豪就能分到田地”“求用大于求真”的心理一直保持到現在，導致人們只管眼前效果，至于使用抗生素之后可能出現的問題，他們不會太多去考慮。
“眼見為實”的思維習慣有時會欺騙你。一個街頭賣藝的人，都會先表演一下他的“絕技”，讓人們見證了他的本領，然后就能把他的膏藥、跌打藥賣出去——其實，他的“絕技”和跌打藥的用途之間并無必然關系。同樣，人們看到了抗生素在對付一些感染性疾病時所顯示出的威力，于是就把它泛化，用它來對付一切疾病。
追求“立竿見影”的傾向有時是不明智的。在中國，一個病人去找醫生，醫生如果告訴他“這種治療三個月以后才會產生效果”，病人恐怕不會再愿意來找這個醫生了。所以一些本來應該讓它慢慢好起來的病，醫生也會想方設法去找那些見效快的藥物或者療法。一些疾病本來根本不需要吃藥，在美國和歐洲，很多疾病是只有診斷沒有治療、任其自愈的；但在中國，一個醫生不給開藥，病人反而接受不了——這就是講究“立竿見影”“吹糠見米”帶來的問題。而抗生素恰好具有這樣的優點：效果來得快而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忽略它的不足，進而導致濫用。
(袁鐘，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助理，研究方向為醫學哲學、醫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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