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難、藥價高的問題是擺在陳竺面前的難題，醫療衛生事業關系民眾切身利益，同時又布滿體制沉疴，新衛生部長該如何做？
中共黨外人士如何與黨組書記協調工作
陳竺簡歷
生于1953年8月，江蘇鎮江人，無黨派，研究生學歷，科學博士。1970年參加工作，1970年4月至1975年10月為江西省信豐縣、橫峰縣插隊知青，1978年9月至1981年9月在上海第二醫學院醫療系血液病學專業攻讀碩士學位，1981年9月至1984年9月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血液病研究室內科住院醫師，1984年9月至1989年7月任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圣·路易醫院血液中心實驗室外籍住院醫師并攻讀博士學位，后做博士后研究。1989年7月后歷任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內科主治醫師，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分子生物學中心實驗室主任、研究員，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10月后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陳竺在血液學、分子生物學等領域有較高造詣，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曾獲得法國抗癌聯盟盧瓦茲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等多個獎項。
萬鋼之后，人們就在等待，誰會是下一個，答案揭曉，下一個是中科院原副院長陳竺。
6月29日，無黨派人士陳竺升任衛生部長，衛生部原部長高強任副部長、黨組書記。
至此，本屆政府“內閣”中的中共黨外人士已占兩席。
此間消息顯示，之后還將有類似政治舉動，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稱此為中共“順應潮流、廣納群賢”之舉，而且將不止于萬鋼、陳竺，據葉預測，“少則三五年，這種用人趨勢將會延續。”
陳竺其人
陳竺、萬鋼二人，被普遍認為是中共黨外人士中的杰出代表。他們生于建國后，“在農村、工廠的廣闊天地中歷練過”，上過大學，改革開放初期走出國門，在各自專業領域有比較好的表現，國內研究急需之時回國服務。
盡管兩人經歷有相似之處，但二人的工作特點將不同，比起科技部，衛生部更貼近民生。
正因如此，外界對新任衛生部長的期許又增一層含義，有媒體甚至將“操刀醫改”稱為陳竺的“履新第一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醫改仍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有些措施不是很成功。“醫改的重點應該放在基層的基本醫療問題，要強化社區醫療的環境，改善醫務人員的待遇和水平，但不能市場化運作，要將其作為公益事業來做。”
“對于陳竺，我很有信心。”熟識陳竺的鐘南山說，“他是從底層出來的，當過很長時間的基層醫生，對基礎醫療比較了解，能更好地理解當前的狀況。”
陳竺出身于醫學世家，其父陳家倫、其母許曼音是著名的內分泌研究專家。在江西當知青時，陳竺已經是當地的“赤腳”醫生，當時遠在上海的陳家倫夫婦經常給陳竺寄去醫學書籍。
鐘南山向南方周末記者強調，陳竺是“青年人的楷模”：“在最好的時光遭遇了文革，從基層通過刻苦學習成為院士，很難得。”
比同齡人幸運的是，文革后考上大學的陳竺搭上了改革開放的頭班車，到法國留學。這段海外求學經歷為其履歷增色不少，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眼界和風格。
幾年前，中科院研究員何士剛和《Science》的兩位編輯一起去南方基因組中心和陳竺見面。事后兩位外國朋友對陳竺的評價是：非常聰明、很有想法。
去年，國際醫學研究機構首腦會議在北京召開，一定程度上歸功于陳竺的促成。
中科院生命科學近年來的迅猛發展，和陳竺的努力也許不無關系。在行內人眼里，陳竺辦成了很多不易辦成的事。
早在1998年成立的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草創初期也是困難重重。在陳竺的“串聯”下，上海二醫、中科院、復旦大學等相關研究機構工作人員最終走到一起，陳竺的組織協調能力令上海生命科學院院長裴鋼院士印象深刻。
鐘南山對陳竺還有另外一個評價：“他能根據事實分析政策，不是光看上頭，能獨立思考。另外，他很尊重學術界的老同志，能夠聽取意見。”
2003年SARS期間，陳竺曾領銜22名院士上書國務院，對建設預防醫學體系、醫學科學創新體系等提出了詳細建議。他強調預防和保健，稱13億人的健康不能光靠看病吃藥。
能否解醫衛難題
關于衛生體制改革，陳竺有自己的理解，他曾提出要進行五個系統工程的改革：即個體的醫療系統、群體的公共衛生系統、衛生籌資系統、與健康相關產品的執法監督系統和醫學技術進步的生命科研系統。
在他看來，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好衛生工作，直接做好公共衛生執法監督，部分參與醫療、籌資和科研活動。
“現在各方對醫改問題的分歧比較大，發改委和衛生部等部門之間的思想不一致。另外，全國各地執行情況也不一樣。必須先統一思想，才能改革。”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吳書松表示。
在醫改陷入困境的當前，陳竺需要協調的不僅僅是幾個研究機構；需要聽取意見的，不只學術界的“老同志”。在醫療體制改革中，涉及財政部、衛生部、社會保障部、藥監局等多家部門，醫患、醫藥等關系百結交集。
與研究醫療體制問題的專家類似，基層醫療工作者也表達了同樣的憂慮。一位基層醫院院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醫療衛生體制受政府各部門制約，衛生部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沒有一個自上而下的合力，即使醫學專家、黨外人才擔任衛生部長，“看病難看病貴”的解決仍然不樂觀。
黨外人士如何與黨組書記共事
在統一戰線內部兼顧不同集團，建國初的人事安排就有體現。當時，中央政府政務院四個副總理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各占一位。部門正職中的14位黨外人士，10位來自民主黨派，另外的四位——李書城、郭沫若、沈雁冰、傅作義均為無黨派人士。
建黨剛滿86周年的中共正面臨更加復雜的利益訴求。去年末發布的關于統戰工作的重要文件中，“照顧同盟者利益”被明確提出。將部分中央政府正職向黨外人士開放，已經由紙面轉化為行動。
黨外人士參政議政為多黨合作應有之義，有觀察者認為，這只是多黨合作下正常做法的復位。建國初，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不乏黨外力量。
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就是一例。周作為中國民主促進會代表，1950年代曾任浙江省長。中共和其他政黨的親密合作在1957年后陷入低潮，“文革”后雖漸次回暖，但行政正職始終為黨外人士難以企及。
此次科技部和衛生部打開大門，據權威人士透露，這兩位早就在向中共推薦的候選名單之列。
中共中央統戰部下設干部局，專事考察、推薦黨外干部之職。該局原副局長胡治安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中共黨外干部選拔程序和黨內并無太多不同，一般都要通過中組部進行考察。
兩次任命，因相隔時間不長、涉及部門正職而引起外界諸多猜想。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更看重其中的象征意義。
但也有觀點認為，作為中共黨外人士，成為政府部門正職，還有另外困難，很多崗位需要的不僅是專業知識，更需要政治智慧，包括與其他部委協調和談判的能力，而在這方面，中共黨外人士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另一個可能難解的問題是中共黨外人士與所在部門黨組的關系如何協調。胡治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正是因為和執政黨的黨組、黨委書記的關系不容易協調，所以鮮有黨外人士任行政部門和地方政府正職，經常是黨外人士副職晉升，直接越過正職，升任上一級副職。
1990年代中期，曾有黨外人士擔任司局機構的正職，工作中和相應黨組書記就出現過協調問題，胡治安就協調過此類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勸說黨外人士放寬心、堅持自己的行政權，讓黨組書記尊重對方的職權。
胡同時也透露，服從黨的領導、政治可靠是選拔黨外干部的重要條件。
根據陳竺、萬鋼的履歷，葉篤初認為二人對中共的工作機制和運作方式應該比較熟悉，“但到具體部門工作，肯定和黨委有個磨合過程。中共也在完善改革自己的領導制度，或許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進行一些創新。”
對于外界對其與黨組書記合作的擔憂，萬鋼曾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撇開政治、黨派不談，不管位置大小，無論你在引領一個公司或領導一個學校，都不能獨斷專行。他認為的決策民主化，實際上就是集體決策。
也有評論人士指出，目前執政黨向黨外敞開權力的大門的決心值得高度肯定，但黨外人才匱乏也值得關注，只有黨外人才儲備充足，執政黨才能拿出更多的職位，否則硬性安排，可能會對工作不利。(記者 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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