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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三、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資本要求
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是一個新概念，但其很多內容其實我們并不陌生，只不過在危機之后，人們把一些應對危機的改進政策加以歸納，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提法，并放在“宏觀審慎政策”的框架里，成為各國理論和政策界的共識。宏觀審慎性政策框架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標是維護金融穩定、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其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強的、體現逆周期性的政策體系，主要內容包括：對銀行的資本要求、流動性要求、杠桿率要求、撥備規則，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特別要求，會計標準，衍生產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等。危機爆發后，人們首先看到的是資本要求中的缺陷，當然在流動性、杠桿率和撥備率方面也都有不足。從目前進展看，最主要是在資本要求和流動性要求方面已取得進展，其中資本要求的內容比較突出。限于時間關系，我著重介紹有關資本要求的內容。
這次危機表明，資本充足率低，抗風險與吸收損失的能力就不足，因此需要進一步提高資本充足率。同時，還強調提高資本質量。過去，商業銀行的資本由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構成。核心資本包括實收資本、資本公積金、盈余公積金和未分配利潤，附屬資本包括可計入的貸款準備金、附屬債券、混合類資本債、可轉債等。不同層次的資本吸收風險的能力是不一樣的，吸收風險能力最強的是作為一級資本的普通股。這次危機暴露了附屬資本吸收損失能力不足的問題。因此需要擴大核心資本的比重，提高普通股在總資本中的占比。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減少分紅，督促銀行通過留存利潤建立資本緩沖。就是說經濟景氣時，金融機構不要賺了錢都用來分紅，應該積累一點，用于應對經濟差的時候可能導致的資本不足；相應地，在經濟嚴重下滑時，在滿足一定條件時允許銀行釋放資本緩沖，以滿足經濟下行周期的信貸需求，防止信貸過度緊縮。還有就是交叉持股和交叉持債問題，銀行交叉持有的其他銀行附屬債應從附屬資本中扣除。具體看，G20審議批準的巴塞爾協議Ⅲ新資本要求分為以下五個層次。
一是最低資本要求。最低標準仍為8％，但其中普通股充足率最低要求從2％提高到4.5％，一級資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包括普通股和其他滿足一級資本定義的金融工具）由4％提高到6％。
二是資本留存緩沖。在最低資本要求基礎上，銀行應保留2.5％的普通股資本留存緩沖（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使普通股資本加上留存資本緩沖后達到7%，以更好地應對經濟和金融沖擊。
三是逆周期資本緩沖。各國可依據自身情況要求銀行增加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由普通股或其他能充分吸收損失的資本構成）。主要是根據信用（貸）/GDP偏離其趨勢值的程度進行測算。逆周期資本緩沖主要在信貸急劇擴張從而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時使用，以保護銀行體系免受信貸激增所帶來的沖擊。在實際操作中，可將逆周期資本緩沖作為資本留存緩沖的延伸。巴塞爾Ⅲ專門提出，信貸過度增長的國家應加快執行資本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要求，可根據情況設置更短的過渡期。
四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額外資本要求。SIFIs應在上述最低資本要求的基礎上具備更強的吸收損失能力，方式之一是增加額外資本要求。這樣，可以使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更多地積累資本，增強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危機的能力，防止道德風險。
五是應急資本機制。為增強系統重要性銀行損失吸收能力，還可采取應急資本和自救債券（Bail In Debt）等措施。應急資本要求銀行在無法持續經營時，普通股之外的資本都應具有沖銷或轉化為普通股的能力。在銀行陷入經營困境或無法持續經營時，自救債券可部分或全部按事先約定條款自動削債或直接轉換為普通股，以減少銀行的債務負擔或增強資本實力，幫助其恢復正常經營。
按照銀行的部分債權人在危機時也應承擔一定損失的思路，應急資本機制的核心是應急可轉債（CoCos）的安排。當銀行資本低于某一最低要求的時候，要求CoCos強制性轉為普通股。過去，一些債務工具也可以作為二級資本，但這些債務工具在發生危機時吸收損失的能力較差。而應急可轉債合約規定，在債券有效期內，當標的銀行資本充足率低于一個預先設定的水平時，債券必須轉為普通股，從而應急性地提高資本水平。可想而知，在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這類債券價格更低、潛在收益更大，但由于這種債券在必要時將轉換為股權，因此投資者要承擔的風險也相應增大。這種做法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在這次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很多國家實際上是用納稅人的錢救助那些瀕臨破產的銀行，這在政治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而且這些機構發放的薪酬還曾經特別高，尤其是高管層更高，導致公眾普遍不滿。今后要求通過CoCos建立應急資本補充制度，意味著這類債權人也有可能參與分擔損失，可以進一步提高資本緩沖能力，避免納稅人出錢來救助。按照美國人在這方面的用詞，原先是用納稅人的錢把出了問題的機構給撈出來，稱為Bail out，而借助于CoCos則意味著如果這個機構出了問題，可以把這類債券持有人拉進來共同承擔自救，稱為Bail in。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的商業銀行經過這幾年的財務重組和一系列系統性改革，資本實力明顯增強。同時，由于我國金融機構債券市場發展還不足，尤其是一些層次不同的債務工具還缺乏法律法規的支持，債務工具型的資本在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中相對較少。2003年開始，我國借鑒國外經驗，允許商業銀行在一級資本之外發行附屬債，那時國內一些人將其譯為“次級債”，以至于在這次危機中，很多人將它與次貸危機的“次級貸”混淆在一起。總體看，中國的銀行資本主要是普通股，吸收損失的能力比較強。同時，由于商業銀行盈利狀況非常好，進一步保留利潤增強資本的能力應該不錯，因此中國在原有的基礎上應有條件盡快向要求比較高的巴塞爾Ⅲ靠攏。
與資本要求相關，還有幾個重要問題。一是SIFIs的劃分問題。從全球范圍看，究竟應該如何劃分G- SIFIs呢？目前的主流看法是全球大致劃出60家。最大的幾十家金融機構看來是比較明確的，但是到了排名在60家附近的時候，不同金融機構的想法就不一樣了，有的愿意歸入，有的不愿意。這里面可能有兩種心理：一方面，如果被劃入G-SIFIs，表明它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資本要求更高、監管更嚴，相比之下它的資本回報率就會偏低，為預防將來可能出現的跨境清盤也需要更多準備。所以，這條線將很難劃。從國內情況看，我國銀行向新的較高標準靠攏也必然涉及到G-SIFIs的劃分問題。按總市值看，工行、農行、中行、建行等幾大銀行都在全球前十名之內，也是海外上市公司，但是國際業務還相對有限，因此是否界定為G-SIFIs還要進一步研究。
D-SIFIs的界定方面，也存在類似的問題。臨界點左邊和右邊的機構都會有想法，有的想進去，有的想出來。在討論劃分標準怎么確定時，可以采用一種相對系數的方法。從規模看，工、農、中、建、交肯定是系統重要性銀行，其他稍小于交行的銀行是否屬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呢？可以把交行作為一個臨界點，交行以上肯定是系統重要性銀行，對規模比交行小的銀行，可以將這家銀行資產與交行資產的比例作為D- SIFIs系數，并以此計算該銀行需要保持的資本要求和其他審慎要求。當這個系數小到一定程度，可以忽略不計，視同為零，這樣處理上就簡單一點。
二是對周期的判斷問題。這次金融危機源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受金融危機沖擊也比新興市場國家嚴重，因此國際上曾有人提出了“脫鉤論”，即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本次危機的周期性上開始不一致了。對此，新興市場國家的反應是不愿意接受“脫鉤論”。2010年以來，特別是下半年以來，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宏觀經濟周期確實出現了較明顯的差異。新興市場大國，主要是金磚四國、印尼、土耳其、阿根廷、南非等國經濟復蘇明顯，經濟增長較快，多數已在5%-10%之間，CPI同比則大多已超過5%。而發達國家即使執行量化寬松政策后，復蘇仍不夠強勁或不夠穩定，物價仍維持低位。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現在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特別是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確不在一個景氣相位。從全球范圍看，我國經濟率先復蘇，但外部條件對我們的復蘇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我們并不是特別有把握經濟是否已經走上常態了。2010年的GDP增長將在10%左右，同時伴隨著資產價格和CPI上升，從這些跡象來看，我們在宏觀上要審慎一點，逆周期就是要對“過度擴張”進行逆向調節。而國際上有一些國家的GDP還在負增長，對它們來說逆周期應該是另外一個方向。因此，逆周期調節對不同的國家來說方向是不一樣的。如果宏觀審慎管理要體現逆周期性，那么，新興市場國家現在就應該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執行更高的資本充足率標準。
三是激勵問題。要建立宏觀審慎管理，還需要運用激勵機制，使得那些能盡力達到審慎標準的機構得到鼓勵，反之則受到制約。有時我們也說正向激勵，其實激勵搞對了都是正向的，但由于政策作用的復雜性，有時是反直覺性，常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這就成了負向激勵。目前我們有一些行政性的激勵手段，如營業許可、網點擴充許可等，還不夠，即使如吊銷牌照的處罰也屬于臨界措施。因此還需要開動腦筋，結合國情尋找更多一些的激勵手段，來推動金融機構走向更高審慎標準。例如，我國2004年以來就開始運用的差別準備金調節，原本就有針對上一輪財務重組進度不一而引起資本充足率差異的意思，也有調節個體信貸擴張速度過快的作用，比較適合作為這方面的激勵機制。還有其他政策可用來擴大這一激勵的工具和效果，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
總體看，資本要求的變化是為了建立明確的約束機制，并能預防金融風險和危機，增強損失吸收能力，降低社會損失的可能性。G20首爾峰會正式批準了這個協議。當然各國執行新資本監管要求的時間有快有慢，有些歐洲國家要求走得慢一些。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新興經濟體已出現不同的景氣狀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要求走得快一些。當然，具體怎么推進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同時進一步加強宏觀判斷。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要從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時提出，要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更加明確了建立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