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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我聽到了一個令人驚訝的好消息。”
讓匯豐(HSBC)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大感驚訝的，是銀監會的一個通報。
7月20日，銀監會召開了第三次經濟金融形勢通報(電視電話)會議。在此次會議上，備受各方關注的由地方投融資平臺引起地方債務平臺的風險敞口問題終于得到了初步的厘清。
根據通報情況，截至6月末，我國商業銀行地方融資平臺貸款達7.66萬億元。其中，項目借款主體不合規，財政擔保不合規，或本期償還有嚴重風險(貸款挪用和貸款做資本金)的貸款，只占比23%，其余相當大一部分項目能夠直接或間接償還貸款本息。
簡言之，真正存在銀行呆壞賬風險的地方貸款約是1.76萬億元。
上海銀監局局長閻慶民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從今年年初開始，銀監系統針對各地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情況進行了‘解包還原’的工作，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問題并不像此前外界預估的那么大，風險主要是集中在縣鄉鎮層面。”
這或許也是令屈宏斌這樣的外資銀行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原因，因為此前國外金融測評分析機構普遍認為，中國的地方投融資平臺中的不良貸款可能超過30%。
沖抵呆壞賬，銀行準備金用不上
今年4月，上證指數從近3200點下跌開始，銀行板塊成為主力做空板塊之一。而從7月初，上證指數從2300多點開始反彈，銀行板塊又一直是反彈最無力的板塊之一。
銀行業分析師普遍認為，銀行股之所以出現“下跌有力，反彈無力”的情況固然與政府房地產新政有關，但與一直懸而未決的地方投融資平臺問題關系也很大。
交通銀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師告訴記者：“市場對于銀行的擔憂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從去年開始銀監會就不斷要求各商業銀行提高撥備覆蓋率，做足資本充足率，并引發了銀行業集體性的融資沖動。”
上述通報提供的數字，或可讓市場松了一口氣。不過，令人擔憂的是，由銀監會披露的數據顯示，到今年上半年截止，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為186%，同比上升51.7個百分點，但從總體來說，銀行業金融機構撥備覆蓋率僅為88.5%，同比僅上升24.3個百分點，其所對應的各類資產減值準備金余額1.3萬億元，其中貸款損失減值準備金余額1.17萬億元。
這意味著，即便通過銀監會長達兩年多針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提高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等預防風險的努力，整體上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撥備準備金依然無法沖抵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呆壞賬風險。
“更何況銀行現在的撥備覆蓋并不完全是為了應對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由于去年過度寬松的信貸政策，未來出現不良資產率反彈的情況是很有可能出現的。”上述交行分析師告訴記者，“所以寄希望于銀行通過自身留存的減值準備金來解決地方債務壞賬是不現實的，最多只能是緩解。”
按照此前銀行貸款的五級分類法進行比對，上述1.76萬億元貸款被劃分為“可疑”類和“損失”類的可能性已經大大增加。此類貸款，按照業內分析能夠拿回10%～20%本金已經屬于較為樂觀的結果。
或許，如何、何時核銷這些不良貸款，會成為長期困擾銀行業的問題。
學者稱中央財政可兜底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曙光不久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由于地方債風險的加大，四大行將有可能面臨二度不良資產剝離。因為，以目前的地方財政水平，難以償還這些債務。
持相同看法的還有瑞信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經濟師陶冬，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央政府金融監管部門應該考慮效仿上世紀90年代末的方式，即成立類似于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方式來剝離因為地方融資平臺所產生的銀行不良資產。”
截止目前，中國已經歷了兩次巨額不良資產剝離。上個世紀末，通過財政部發起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四大商業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近1.4萬億元不良資產，而到了2004年和2005年，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再度剝離了工、中、建等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
由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是由財政部發起的，其本質上來說是通過中央財政的方式進行兜底銀行債務，也就是用納稅人的錢進行埋單。
在張曙光看來，要解決地方融資平臺所產生的債務問題幾乎都是需要靠全民埋單來加以解決，除了通過中央財政兜底加以解決之外，還可以通過全民所有制的國有資產變現來償還，即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通過資本市場以股權變現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政府不愿意采用上述兩種辦法做的話，也可以運用過度的貨幣發行的方式來解決，即通過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方式，使得原有的巨額地方債務“變毛”，減緩地方的還貸壓力。
不過，也有經濟學家提出了第四種方式，即通過國債代發特別地方債來轉移銀行的債務風險。屈宏斌認為，如果財政部愿意發行利率高于現有國債的長期地方債券，相信市場也是能夠接受的，而這是一種“以時間換空間”來轉移債務的方式。
地方債務風險可控
根據各大金融機構測算地方債務到期日來判斷，解決地方債務的問題已變得迫在眉睫。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2012年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將迎來到期還款高峰，屆時縣級政府融資平臺可能面臨較大的還款壓力。陶冬也認為，2011年或2012年，以城投公司為代表的地方融資平臺可能出現問題。
在采訪中，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央政府通過財政來為此輪地方債務埋單是“合理的”，也是“應該的”，主要歸納為這樣的理由：由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使得中央和地方在財權事權問題上形成了權責倒鉤，即中央政府獲得了六成的財權而承擔四成的事權，而地方政府獲得四成的財權卻要承擔六成的事權，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地方政府之所以需要借助地方投融資平臺發展地方經濟的主要原因。
國家稅務總局一位司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沒有必要對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問題過于擔憂，以前財政很困難的時期都過來了，現如今中央財政實力已經大大增強了，所以地方債務問題從長遠來看不足為慮。”
該司長認為，目前，我國地方債務占GDP的比重在20%附近，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舉債和外債，我國政府債余額占當年GDP的比重約為50%左右。而按照國際標準，國家債務占GDP比重在60%以下都是比較安全的，我國的政府債務遠比美國、日本和其他歐洲國家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