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展開，國內對中國金融業開放的反思再現。
最新被質疑的例子，便是美國銀行(下簡稱“美銀”)向中央匯金公司行使認購期權，購入60億中國建設銀行(下簡稱“建行”)H股。6月18日，建行H股收在6.48港元，這比行權價2.42港幣高出了2.68倍。半月內，美銀這筆投資獲得賬面收益243.6億港幣。
“如果僅從美國銀行的收益率角度來算，(建行)的確是‘賤賣’了，因為其收益率將遠遠超過市場平均水平。”針對因低于市場價行權引發的外資入股國有商業銀行“賤賣論”，建行首席財務官(CFO)龐秀生甫一落座便以玩笑口吻向本報記者“坦陳”。
6月13日下午，這位在建行供職28年有余、全程參與了改組上市的高管向本報記者披露了建行引資談判、首次公開發行(IPO)、行權三個階段定價的全部過程，用嚴密的邏輯、專業的財務分析和一系列數據，試圖還原歷史、解釋質疑。
“價格的形成都是在當時的環境下買賣雙方做出的判斷，是一個利益平衡點，不同的時空，得出的結論是不可比的。”龐秀生強調，不管是由當前二級市場價格，還是H股和A股上市之間的差價得出的“賤賣論”，都是在不同的時間點討論定價。
而隨著建行、招行等首批中國商業銀行走向國際資本市場，世界對中國銀行業也正在“重估”。中國農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這些等待國際戰略投資者“敲門”、進而海外上市的“新人”，當下如何定價才是“利益平衡點”？
也許，龐秀生介紹的經驗，會對找到這個平衡點有所啟示。
引資定價：雙方都能接受的判斷
《21世紀》：2004年建行開始引資談判的時候，為什么要以凈資產的1.15倍作為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定價呢？
龐秀生：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這是買賣雙方都能接受的一個判斷，并且經過公開市場競爭。
因為發行價肯定比引資價要高。當時我們的財務顧問摩根士丹利一個專家說，發行價高限是凈資產的1.4倍(即市凈率PB)，低限1.1倍，1.4倍的概率比1.1倍要小。我跟中金(編者注，承銷商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說，一定要賣到1.7倍，否則不上市。但我們心里還是沒底，當時心里比較有底氣的定價區間是1.3-1.6倍。
再看看我們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條件有多少。第一，必須是國際最出色的大銀行之一，愿意轉移技術和管理經驗；第二，必須是所付金額大，且所占股權比例少；第三，必須長期持有；第四，要排除利益沖突和關鍵業務競爭。還有一條，不參與定價，但上市當天必須買5億美元。
稍微有資本市場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每一條都要有價格折扣。交易的雙方都力求最大限度保證自己的利益，經過反復討價還價，折扣下來都能接受的價格就是1.15倍PB、1.16元。
當時我們找了20家國際機構，相當于市場公開競標發售，能滿足我們條件的、談下來的，這個價格最高。
《21世紀》：那時20家機構的報價是什么情況？
龐秀生：那些機構的報價模式是做小額股權投資，當時沒有超過5億美元的，低的才1億美元。然后要求拿我們一些未來發展潛力巨大的領域，如信用卡、私人理財等出來做合資公司，他們的算盤是，如果投資達不到要求，可以通過業務賺回來。他們對投資結果也沒有信心。
《21世紀》：除了1.15倍的市凈率，還有別的價格指標嗎？
龐秀生：現在大家認為我們定價只看凈資產一個指標，可能嗎？我們要綜合考慮信貸成本、中間業務收入、財務成本、利息收入、市盈率、股本回報率、資產收益率、資產質量等一系列財務指標來判斷。市凈率只是國際上通用的一個比較指標，用它可以給大家提供一個共同的語境。
《21世紀》：對這個定價，當時國內股東的反應如何？
龐秀生：即便是這個價格，我們另外三家發起人股東(上海寶鋼、國家電網和長江電力)在股東會上也對此有意見，質疑為什么只能匯金轉讓，而不讓他們賣。當時我很驚訝，這不是替你們著想嗎？當時他們對投資建行的前景一直心存疑慮，這個定價相當于投資不到一年的時間獲得16%收益率，它們不能不考慮(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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