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機構必須站在市場身邊
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12日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中國將吸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但不會因此改變金融業改革的方向。
他還表示，監管機構必須站在市場的身邊，在必要時采取措施，保護存款人和投資者的利益。
金融自由化：“小火慢燉”
在“金融改革與創新：風險與機遇”分論壇上，劉明康表示，金融自由化是我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這一方向不會因為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而發生調整。“沒有什么會改變我們改革開放的道路，美國市場經歷的一些波動給了我們更加積極的信號，因為我們意識到了問題所在。”
但他強調，我國銀行業改革會按部就班地推進，把自己該做的準備先做好，“快餐吃起來很方便，但是小火慢慢燉的東西才更好吃”。
“按部就班地推進市場自由化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確的。”瑞銀投資銀行全球副主席布里坦對此表示，在公司治理以及呆壞賬處理、不良資產處理方面都要做好準備，才能進一步開放。
劉明康認為，金融行業的自由化改革，如利率自由化、匯率自由化、貨幣可兌換等，要分析利弊，千萬不能本末倒置。
監管監控：站在市場身邊
劉明康認為，美國次貸危機有三個教訓：首先，土地供應商和商業銀行降低了按揭貸款的審核門檻。其次，把資產重復打包為一種誰都搞不清的產品，然后再給它證券化并賣給投資者。而投資者可能根本不了解這個打包里面有什么東西，也根本沒有辦法了解買這樣的產品面臨什么樣的風險。第三，允許那么多人、那么多金融機構將杠桿比例保持在如此之高的水平，從而去實現短期利潤的最大化。這樣一種高負債率，會帶來一些短期利潤的增加，但同時也會使金融機構非常脆弱。
他說，美國次貸危機給中國的啟示就是監管和監控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尋求的也是市場化的解決方案，但是監管機構必須要“站在市場的身邊”，隨時做好準備。一旦市場主體不愿意或者無能力來解決問題的話，監管機構必須采取措施，來保護存款人和投資者的利益，“這是社會的職責，也是監管機構的職責”。
劉明康表示，監管機構不僅要在國內和其他部門協調，還要通過國際合作來防范一國出現的問題或者危機擴散到其他國家。
在談到政府是否應該救市時，布里坦表示，政府對金融機構以及其他機構應該承擔監管的責任，但也不應該過多地干預其運行。如果政府直接干預金融機構運行的話，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會更高。
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也認為，政府的責任在于用嚴格的監管來防范大型金融機構出問題，其中包括存款保證金制度，實際上是對客戶的一種保證。一旦金融機構出問題，政府還是應該讓它退出市場，以保證市場更有效率。
美林集團高級副總裁丘利拉利（Damian Chunilal）則表示，大型金融機構正常運作對一個國家的金融體制正常運作是非常關鍵的，必須考慮一下挽救這些機構的成本，并與不挽救的成本進行比較。
博鰲感受中國改革開放30年
新華社記者 周正平 王昀加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30年以來，這個古老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本屆博鰲論壇年會上，各方人士在各種場合，以自己的方式和眼光描述著中國的巨大變化，“不可思議”、“中國奇跡”、“歷史性變化”等成為使用最為頻繁的詞語。
“熱議”和“熱詞”的背后，是中國30年劇烈變革創造出的發展“奇跡”：2007年，中國GDP高達24.66萬億，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升為18665元，是1978年的49倍；中國GDP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5％以上……
“中國令人震驚的經濟增長幅度史無前例，中國以獨特的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改變了世界。”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拉特里奇說。
30年巨變，并不只是數字和景象的大幅變動，更是一系列廣泛、深刻的“變革”。
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政治體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制度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融入世界經濟的偉大轉折……一個古老的中國從此進入全球化、現代化的快車道。
人們注意到，改革開放30年帶給中國的劇變，更表現在個人命運、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之中。
出席論壇的各國政要、親歷改革開放的中國企業家、分享了中國開放成果的外國投資者，以及深具影響力的學者，在論壇上表達了各自對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觀感和切身體會。
伊朗副外長穆赫森·塔拉伊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歷程時說，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探索出了一條有特色的發展之路，取得的巨大成就，這對于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并不容易，因此中國在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與經驗，必定有著深刻的意義與價值，各國人民都會從中受益，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可供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借鑒。
他們認為，中國當前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擴大改革開放，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帶來了新的合作和發展的機遇。
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在年會開幕式上致辭說，氣候變化是全世界面臨的最大道德、經濟、環境問題和科學挑戰，中國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力推行節能減排，保護環境。澳大利亞已經和中國加速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亞環境組織已經與中國的朋友進行合作，開發能夠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技術。
中國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對中國30年巨變，更有切身的體會。
“上個世紀60年代，我們是用漁船在海外找油，也不知道建個井架。”中海油董事長傅成玉說，從1960年到1982年22年時間，中海油只開采了不到9萬噸石油，而從1982年至今的26年，中海油已開采超過4000萬噸石油。
中遠集團總裁魏家福表示，中遠集團30年間，從一個年運量只有幾百萬噸的企業，發展成了目前全球第二大現代物流企業，未來3-5年，中遠的目標是世界第一，中國物流企業增長的空間還很大。
來自跨國公司的聲音，也許更能客觀地反映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于世界多么重要。贏創工業集團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在中國生產特種化工產品。在過去五年里，贏創德固賽在中國的銷售已經增長了三倍，員工數量也從1000人增加到了4000人。贏創視中國為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計劃到2009年將大中華區的銷售額提高到10億歐元左右。
展望中國改革開放未來，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著名改革理論研究專家遲福林指出，進入新時期新階段，面對新矛盾新問題，中國為取得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有賴于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改革和創新。
他認為，新階段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以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為目標深化市場化改革；是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以實現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快社會體制改革；是以豐富和創新文化為目標的文化體制改革。從現實情況看，同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相比，文化建設相對滯后。建設文明大國，提升“軟實力”，需要推進文化的大發展。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文化權益，都對改革現行的文化管理體制提出要求；是實行更為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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