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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公共服務體制研究
2005年,遲福林提出我國社會矛盾出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矛盾的變化與再分配》,《經濟參考報》,2005年12月19日)。他強調,我國在成功解決私人物品供應之后,已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
為此,遲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重大任務,要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十一五”時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2月20日),建議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相結合,將之作為“十一五”時期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中國改革報》,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進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改革和規范中央地方關系,建立中央與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
2007年,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委托,遲福林帶領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團隊,承擔《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的研究撰寫工作,形成以“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為主題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08》(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8年)。在這份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中,遲福林呼吁要在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追求全社會公平正義的發展,這一觀點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四)政府轉型與政府自身建設
2003年SARS危機期間,遲福林對這一危機背后隱藏的深層次體制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轉型,即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此后,遲福林在政府轉型研究領域形成了大量學術成果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學界、政界和媒體中贏得廣泛共識并產生積極影響,許多建議被政府決策部門采納并付諸實踐。
遲福林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政府投向公共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財力沒有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形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仍是一個經濟建設型的政府,政績考核中經濟指標優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濟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發展。為此,遲福林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并明確政府轉型的五項主要任務:一是從優先于經濟目標向優先于社會目標轉變;二是從投資型財政體制向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轉變;三是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四是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五是從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向統一協調的行政體制轉變(《加快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SARS危機后的我國政府改革》,載《改革與多數人的利益》,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他認為政府改革是我國下一階段改革的中心和重點,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標,要以人為本,著眼于解決當前最突出的經濟社會矛盾,為社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建議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中要統籌規劃,加快解決政府轉型中事關全局的重大體制問題,同時進行現代政府理念的宣傳和教育。
遲福林敏銳的觀察到社會矛盾和公共需求的變化,深入思考這些變化與政府轉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我國公共需求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需求結構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是,我國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公共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難以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認為,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理念創新,按照社會客觀形勢的變化加快推進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公共需求變化與政府轉型》,《光明日報》,2005年7月19日,《新華文摘》,2005年第18期)。
遲福林對新階段的行政體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認為新階段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從關注公共需求變化和擴大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出發。2007年,遲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續發展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課題,相繼形成“推進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目標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20條建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制保障(16條建議)”等政策建議報告。2008年3月,他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時提出,新階段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第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在于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重要的體制保障;第二,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要的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第三,統籌中央與地方關系,實質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與地方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財政稅收體制和官員考核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