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形成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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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澤東哲學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
《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獻，是毛澤東哲學最為經典之作，其精髓以一貫之，即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亦即理論聯系實際。對于后來他稱之為的黨的三大優良傳統之首、思想路線之魂的“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詮釋說：“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和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系。” 將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世界觀、價值觀用以具體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并在此實踐過程檢驗和豐富馬克思主義，這就是毛澤東“三論”的理論宗旨——在思想方法上根本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一過程在實踐層面上就表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開拓。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和開拓的建樹，始見于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前者把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納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范疇，后者標志著具體展開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步驟。因為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革命的前途必然是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是，由于當時的中國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的革命對象首先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必須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這一任務的完成又必須由中共共產黨來領導，而不能由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存在千絲萬縷聯系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來領導。由于中國是一個前現代化的農業大國，農民就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中國正確的革命途徑，而不能照搬從城市暴動到全國勝利的俄國之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
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基本完成以后，中國革命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中國無產階級有對立的一面又有反帝反封建統一的一面，所以利用后者屬性實行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同時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成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落后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已經顛覆，絕大多數中國人擁護共產黨領導，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一致起來，因此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大力發展生產力、搞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成為新中國的前進方向。在道路選擇上，毛澤東當時就提出要努力擺脫外國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任務。其根本精神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講得對的那些方面，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四、毛澤東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意識和哲學邏輯
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最根本的體現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即唯物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實踐的等立場觀點，來分析解答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這種理論行為展示出毛澤東駕輕就熟、揮灑自如的幾種意識。
（1）國情意識
在開辟中國革命的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等文獻生動地展現了他“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 的風范和“引入實際去研究事實與真理” 的信條，輻射出毛澤東深厚而可貴的國情意識。在論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時，毛澤東把握了中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基本國情，“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根據。” 在新民主義革命勝利前夕，他總結經驗說：“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建國以后“一化三改”總路線和中國農輕重工業化道路的確立也植根于毛澤東分析的中國國情。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毛澤東很注意規避蘇共二十大揭露的蘇聯過去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缺點和錯誤”與“走過的彎路”，他說：“我們從蘇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的收益是要獨立思考，從各個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2）群眾意識
群眾意識和國情意識是毛澤東貫徹唯物辯證法、理論聯系實際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前者更體現了他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宗旨。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黨——共產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到群眾中做實際調查去” 才是正確的做法，否則就“一定會弄壞事情，一定要丟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群眾的觀點是共產員和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 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把群眾觀點上升為“群眾路線”，視之為最根本的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1957年春天，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指出：“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雨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
（3）自主意識
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的矛盾。”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 毛澤東將這種具體分析具體表述為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個性）的關系，他提出：“這種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既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么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這個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 可以說，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就在于把握矛盾共性之中的特殊性，對于特殊性、個性的重視，使他在理論上矢志不移地反對教條主義，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課題，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做到自主，防止和反對主觀主義的“左”右傾機會主義。他認為機會主義者和“風”派人物，“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在革命時期他說：“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 在建設時期他又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主義，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4）權變意識
“權變意識”可以概括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一是他注意矛盾對立面及其對立屬性之間的轉化，一是他注意新舊矛盾和過程的更替。“權變”使他能夠避免僵化的決定論和機械論的束縛，既全面又歷史地辯證分析觀察問題，在中國社會變革的舞臺上，始終“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的威武雄壯的活劇來。” 對于對立面的轉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極為精彩地提出，盡管一般說來生產力、經濟基礎、實踐對各自的對立面居于主導地位，這是唯物論。“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而毛澤東的革命轉化和社會轉化學說則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有步驟、分階段展開的直接理論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階段，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由社會主義改造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自我發展和完善。權變意識又使他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和開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成為在新的生產關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
（5）創新意識
創新按照毛澤東哲學語言說就是“發揚自覺的能動性”。毛澤東認為，唯物辯證法“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動性” 。“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使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一切根據和符合客觀事實的思想，一切根據與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 開辟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實踐創新，毛澤東的理論創新同樣蔚為大觀。學術界認為，毛澤東的“兩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貢獻了許多新思想。例如關于認識的能動作用，關于矛盾普遍性的內涵，關于矛盾特殊性的情形，關于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及其轉化，關于矛盾的斗爭性與同一性及其轉化，關于辯證法的精髓，都發展了以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兩論’從基本方面來說，是個理論創造工程。” 而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則明顯地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列寧曾說：“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失了，矛盾存在著。” 毛澤東由此出發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性質、情形、處理方針與目標，為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勾勒出理論邏輯和努力方向。
（6）實踐意識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相統一是毛澤東理論與實踐的主題。毛澤東推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特點，即“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 他贊同列寧所說：“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 他提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在實際斗爭中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得到的結論又拿到實際斗爭中去加以證明，這樣的工作就叫做理論工作。” 所以，毛澤東倡導“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認為正確的路線與政策“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 。作為領袖的毛澤東其實踐意識主要體現在善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調查研究方面。的確，正是經過了陳獨秀、王明兩次機會主義錯誤教訓之后，才開辟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到1956年初，毛澤東用了一個半月時間，進行了建國以后時間較長、內容較為系統的調查研究，聽取了中央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并經過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他集中概括并形成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思想，目的就在于“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博大精深，如果采用列舉方式梳理其內容往往難以盡數，只能擇其要點而獲其要義，循其意識而悟其精髓。上述思想意識成為了毛澤東等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共同的精神風范和氣質，支持著他們開拓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也鍛造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主題和實踐邏輯。這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著眼于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遠大理想，立足中國國情和歷史階段，辯證分析社會運動的結構變遷和前進方向，確定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務，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統籌平衡，和諧發展，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一步一步推向勝利。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本人在晚年也曾一度背離了上述精神原則和思想邏輯，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激進化，階級斗爭擴大化，意識形態建設極端化，致使中國走了一些彎路。鄧小平開始撥亂反正，開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思想方法論上可以說對毛澤東哲學方法論的恢復、發展和完善，結果才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對于這一點，對于不斷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于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開拓新局面、取得新勝利，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上述繼往開來的使命，鄧小平講得再清楚不過了。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負責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中央領導談到：“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看，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 陳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