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宜勇
中國必須在縮小基尼系數的基礎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數學分析上兩者是嚴格對等的。到２０２０年，如果要中等收入比重達到５０％以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至少要求降到３６％，農村至少要降到４４％，城鎮至少要降到３１％。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都是資本主義中后期的產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水平都相當高，農村人口都在８％以下。中國目前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十分明顯的國家，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還有一定困難，農村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更是一個大問題。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藍圖的提出讓理論界耳目一新。也就是說，未來中國社會如何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則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由此，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很有必要。但是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談何容易，目前，必須全面深化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任務和措施的認識。
第一，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是國內的相對水平，不是國際的相對水平和絕對水平。國內一部分社會精英群體在這個認識上有明顯的誤解。有人一提中國中等收入水準，就照抄美國中產階級的標準；也有人認為應該采用世界銀行使用的中等收入國家的標準，這些都是時空錯亂的結果。中等收入是一個結構性指標，這是出發點，描述中等收入可以使用對應的絕對指標，但是一定要符合國情。
第二，基尼系數一日不縮小，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一日難提高。與此同時，中國要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就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在農村人口占６１％的情況下實現共同富裕，是難以想象的。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期中國基尼系數是０．２８，１９９５年是０．３８，到９０年代末為０．４５８（如果考慮腐敗等非法收入，有人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是０．５１。）。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這一數據除了比撒哈拉地區的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稍好外，貧富懸殊要比發達國家、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前蘇聯東歐國家都大。據世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發展報告資料稿，目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高于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瑞典（０．２５）德國（０．３）、美國（０．３６１）。瑞典實行的是“力圖以平等和公正的分配把經濟增長與私人所有制相結合”的經濟模式的典型的福利國家，其“五分法”的不良指數僅為４．５左右，遠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這種模式建立在較高生產力水平基礎上，以“公平為主，兼顧效率”為目標，有很強的吸引力。
因此，中國必須在縮小基尼系數的基礎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數學分析上兩者是嚴格對等的。到２０２０年，如果要中等收入比重達到５０％以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至少要求降到３６％，農村至少要降到４４％，城鎮至少要降到３１％。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都是資本主義中后期的產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水平都相當高，農村人口都在８％以下。中國目前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十分明顯的國家，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還有一定困難，農村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更是一個大問題。
第三，中等收入群體主要不是看消費水平，也主要不是看財產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續的收入能力。比如德國的中產階級其貸款規模可以是其收入２．５倍，許多財產不擁有完全產權，只擁有有限的不完整產權，這和擁有完全產權的財產就不能簡單地劃等號。盡管消費信貸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礎上的，但是由于消費信貸有放寬的比例，而且國外允許個人破產，所以在消費和財產的分析比較中需要慎重。
當然，也不可否認，前不久根據中國共產黨十六大關于“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的精神，憲法修正案草案將憲法第十三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這將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群體進一步發展的法制環境。
第四，雖然中等收入群體的標志主要表現為收入水平，但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決定因素在于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 國外中產階級的形成是基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在企業內部，通過管理的壟斷、技術的壟斷、技能的壟斷和知識的壟斷，向傳統資本壟斷者索取超額的剩余價值的長期過程。俗語說：“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是中產階級的真正力量所在。
２０００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指出，中國目前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現階段存在物質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比例失衡的現象，這將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人力資本是決定中國財富狀況的最終決定因素，如果中國能夠提高人的受教育程度，使他們能夠使用２１世紀的新科技，中國的潛力就能發揮。
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１９９６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公共教育經費占ＧＤＰ的比重，世界平均為４．８％，其中瑞典，德國已達８％以上。中國預算內教育經費的比重，２００３年僅占３％。有學者利用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教育投資與健康投資的數據作為人力資本總投資，計算出每增加１億元人力資本投資，可帶來次年近６億元ＧＤＰ增加額，而每增加１億元物質資本投資，僅能夠帶來２億元ＧＤＰ的增加額。我國各級政府現在大約把國民生產的２．５％用于教育投資，０％用于物質投資。這兩項投資在美國分別是５．４％和１７％，在韓國是３．６％和３０％。物力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二者投資的比例，中國是１２：１，韓國是８：１，美國是３：１。我國對人進行投資的支出，遠遠低于各國平均數。
第五，在企業內部，應該鼓勵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價值。現在不宜提倡暴力和準暴力的方式，而應該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通過三方政府、工會、雇主協會協商機制，實現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伙伴關系。德國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就是雇主協會逐漸讓步，使得中產階級規模迅速擴大。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是國際上經過１００多年的實踐而形成的處理勞動關系的運作機制。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近三十年來，無論是在關貿總協定（ＧＡＴＴ）的框架下，還是在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的框架下，這個機制為世界各國勞動關系的改善，經濟和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曾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方機制協調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集體合同。集體合同是工會（或職工代表）代表職工與企業就勞動報酬、工作條件等問題，經協商談判訂立的書面協議。集體合同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勞動標準條件規范部分，這是集體合同的核心內容，對個人勞動合同起制約作用。主要有以下內容：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與休假、保險待遇、生活福利、職業培訓、勞動紀律、勞動保護等。二是過渡性規定，主要包括因簽訂或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爭議的解決措施，以及集體合同的監督檢查辦法等。三是集體合同文本本身的規定，包括集體合同的有效期限、變更解除條件等。集體合同是推進中等收入形成的重要制度。
第六，千方百計改善農民的收入預期。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時，要加強農村金融發展，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政府只要增加一點對農村的財政撥款，再通過增加農村信貸，先把那些有回報的項目搞起來，就可能一面改善農村消費環境，一面提高農民收入，從而擴大農村的中等收入者群體。在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同時，合理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第七，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按國際慣例提高某些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鼓勵公平競爭，形成平均利潤和平均收入。對少數特殊的壟斷性行業，要加強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過大。與此同時，還要逐步規范市場行為，完善競爭法規，創造平等的市場環境。當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 的壟斷，創造條件促進勞動力流動。
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產業結構的劇烈變動時期，優勢產業的交替變化極為頻繁。解決行業間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終要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來完成。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責任就是制定反壟斷法，清除市場準入壁壘。對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國家不能放松對其分配活動進行監管，要制定工資指導線，加大對工資福利過高、增長過快行業的職工收入調控力度；加強對這類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長率的考核，嚴重違反國家工資政策的，要進行嚴肅處理。為此，勞動、財政、統計等有關部門應盡快建立企業人工成本監測指標體系，加強對企業人工成本的監測，定期發布行業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導企業與國內外同行業人工成本比較，合理確定本企業的職工收入水平。
對于某些壟斷行業嚴重存在的收費過高過亂、服務質量差、生產效率低下等問題，一是要改革價格形成機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約束機制，三是要完善明碼標價的規定，加強對壟斷行業收費的監督檢查，對一些壟斷行業利用壟斷地位亂漲價、亂收費的，一經發現，要嚴肅查處。
第八，稅收制度對做大中等收入群體有重要的導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據世界經濟組織估算，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完稅率只有５０％左右，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如瑞典、德國等國完稅率接近１００％。在個人稅收方面，應提高個人所得稅門檻，完善個人所得稅法并加強征繳，開征遺產稅，將過高收入調下來。目前全國個人所得稅中，８０％來自工薪階層，占有４０％以上社會財富的富人們，多年來逃稅、漏稅等早已成不爭的事實，我國個人所得稅漏收率為１００％。抗稅就是違法，誰也不能例外。所以，
現有所得稅項目的征管是要重點加強的環節，要嚴肅稅收法制，增大對偷稅漏稅者的懲罰力度，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資料表明，一些國家在征收個人所得稅前后，其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有明顯變化。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９２年，加拿大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在征收個人所得稅之前從０．４４７上升到０．４９１，在征收個人所得稅之后卻從０．３７２下降至０．３５９。我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過低，征管手段欠缺，工薪所得的稅款占個人所得稅款總額的比重較高，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的杠桿作用未能有效發揮。另外，目前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更多地體現為財富占有上的差距，個人所得稅的調節作用有限。對不動產、金融資產收益以及財產的繼承與贈與，要通過合理設置稅種稅率，征收房產稅、利息稅以及遺產與贈與稅等稅種來進行調節。
第九，加強財富轉移支付，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鞏固中等收入群體的持久性。英國統計局的一份研究報告《社會動態（１９８５）》曾經指出：根據英國政府機構１９８２年對１４８６戶最低收入者和１４８６戶最高收入者調查的結果證明，在經過稅收、社會保障收入的調整以后，前者每戶的年平均收入由原來的１５０英鎊增加為３２２０英鎊，收入增長率為 ２１４６．６６％，后者每戶年平均收入則由１７３９０英鎊減少為１２２６０英鎊，收入降幅只有２９．５０％但是收入差距明顯縮小。在未進行稅收和社會保障收入的調整之前，１４８６戶最高收入者和１４８６戶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為１１５．９３：１；在進行稅收和社會保障收入的調整之后，這１４８６戶最高收入者和１４８６戶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降低為３．８１１一下子縮小了３０．４３倍，其作用應該說是非常顯著的。由此可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完善的社會救助制度，無論是對于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還是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改善居民收入的分布形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第十，繼續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促進市場的發育完善、人才和勞動力的充分競爭以及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繼續打破平均主義，規范收入分配關系，形成收入分配“中間大，兩頭小”的合理格局。在初次分配環節，應盡量避免違背經濟規律的人為因素和行政、計劃手段的介入。實踐證明，違背規律的做法，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比如工效掛鉤的做法已經過時，要通過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初次分配要打破平均主義，再分配要加大調節力度。政府對于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主要在再分配領域。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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