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進城可緩解城鄉收入差距
從農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是0.39，城市內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農村和城市統一起來比較，基尼系數就到了0.45。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顧了城市，不能惠及農村，這是一個大問題。 再來說財富的分配。比起財富的創造而言，我國在這方面是做得相當差的。據多方面研究，我國不包括貪污腐化等非法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5。改革前我國的收入分配非常平均。在短短20多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居世界前列，并成為我國社會的最緊迫問題之一。
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有不少學者探討過。有學者認為是機會不均等引起的。但是從發展看，改革以來機會均等是有進步的。選擇職業的障礙在減少，人的自由度在擴大。可以說，我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在全世界恐怕也算是高的。改革之前中國是一個窮人國，現在有幾千萬的富人，他們都是從窮變富的。同樣地，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又有不少富人落馬，或因為上當受騙，或因為經營不善，或因為觸犯法律。這樣急劇的社會變動在別的國家里很少見。所以說，收入差距的擴大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事實上，今天的發達國家也經歷過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過程，同樣經歷收入差距擴大的發展過程。所不同的是，我國的經濟增長特別快，近十年來每年又有約500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而只有城市發展享受了這些成果。所以農村的收入就大大地落后了。
農業本來就是一個低產出行業。我國60%的農業人口只產出12%的GDP。農民的人均產出平均起來不及城里人的1/10(12/60：88/40=0.2：2.2=9%)，農民焉能不窮。幸虧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他們的收入不僅僅來自農業，還包括打工的收入。所以農村人均收入是城市人均收入的31%(3255元：10493元，2005年)，而不是9%。無論如何，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來源是城鄉差別。從農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是0.39，城市內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農村和城市統一起來比較，基尼系數就到了0.45。可見不平均主要發生在城鄉之間，而且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年間這一差別還將擴大，因為目前城市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高于農村。
單純從經濟方面看，緩解城鄉收入差距的辦法主要是加速農民進城。每一個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就減少一個農產品生產者，增加一個農產品消費者，農民收入就能有所提高。但據外國經驗，人口工業化的過程需要二三百年，很難快起來。我國工業化進程肯定比西方發達國家快，但從過去20多年的經驗看，至少也還得30年。要縮短這個過程，必須加快城市創造就業機會的速度。幫助中小企業成長，就有助于加快農民進城。
所以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主要還是非經濟的措施。首先是改善農村的政府服務，包括醫療、教育、衛生、住房和信息。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向城市傾斜。享受公費醫療的大多數是政府干部和事業單位的員工，農村中能夠享受到的人微乎其微。教育也是一樣。城市里中小學的軟硬件設施大大優于農村。農村本來就窮，政府免費的公共服務方面還予以歧視，無疑是雪上加霜。住房方面的不平等尤為明顯。在福利房轉為商品房的改制過程中，城市職工多半分配到低價購權，其補貼數目現在看來平均每戶都在10萬元以上。而農村人口是一點兒都享受不到的。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顧了城市，不能惠及農村，這是一個大問題。
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經濟問題
如果完全是市場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見比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權侵犯私權，包括貪污腐化。當今社會，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為緊迫問題，恐怕與政府部門缺乏廉潔和可信度有關面對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一個直接和強制性的行政措施就是征收累進所得稅。我國的累進所得稅只在工資方面有所體現，沒有把全部所得稅加總。稅務局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統籌。而高收入的人往往不是靠工資。今年實施年收入超過12萬元的要主動報稅，這為按照總收入征收累進所得稅創造了條件。我國的富人收入很高，但是所交的稅卻很少。這是極不公平的現象。
最后一項工作，是反對貪污腐化和以權謀私。我們不知道這些非法收入所占比例有多高，但它是最有害的一種分配不公。如果完全是市場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見比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權侵犯私權，包括貪污腐化。當今社會，收入分配之所以成為緊迫問題，恐怕與政府部門缺乏廉潔和可信度有關。它不完全是一個經濟問題。(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 茅于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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