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說正確觀點不能靠投票,改革要對既得利益受損者予以補償,房價上漲不怪地方政府等遭到抨擊；而茅于軾評價張又說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的可悲。張是既得利益代言者還是群眾利益維護者?
對公眾頗為敏感的企業家“原罪”和官商勾結問題，張維迎依然強調體制的弊端，“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企業家創造價值的活動與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由于許多在市場經濟中本來屬于公民應有的商業活動的權利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進行投資都需要政府批準，使得很多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特殊手段去“贖買”這些權利，由此產生了權錢交易。所以他認為，中國社會要想減少腐敗，必須削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如果把腐敗簡單歸結為人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掩蓋了問題的本質，反而使問題更加嚴重。”
2006年4月，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發表后不久，張維迎又發表了一篇《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在這篇被稱為“輿論轟炸下逼出的大實話”的文章中，張維迎指出腐敗嚴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權力過大，反腐敗的根本辦法是削減政府權力。這一觀點得到了包括原先批評張維迎的人在內的很多人的贊賞，他們認為這是張維迎在輿論轟炸下的醒悟，說他“終于回到了民眾的立場”。殊不知，這些觀點張維迎至少在2002年就公開表述過。而且，《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本來是《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中的一節內容，為了避免文章在傳播上遭遇麻煩，張維迎才決定將這一小節內容推遲發表。
2006年3月，張維迎的文章《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發表后，他的一位朋友對他表示質疑：“什么叫‘理性’思考？難道就你一個人理性？別人都不理性？”
如今，在百度網站上搜索“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結果網頁約10200篇，其中有大量對張維迎的批評。
他的觀點“正確觀點不能靠投票”、“改革要對既得利益受損者予以補償”成為受攻擊最多的靶子。很多人因此認為，張維迎是一個脫離大眾、缺乏良知的“利益集團代言人”；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表示，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張維迎是“真正的學者，中國人的驕傲”。
對張維迎來說，2006年是參與公共話題討論較多的一年，而“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無疑是他在2006年思想動態中最明顯的標記。
“我并沒有想去說服所有人。”張維迎回憶，他當初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他覺得在過去兩三年中，網絡和媒體中某些非理性的聲音有愈演愈烈的勢頭，這種勢頭可能對中國改革的走向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作為一個學者，我覺得有責任對事關中國經濟改革前途的重要問題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這篇影響廣泛的文章中，張維迎首次明確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著三個重要約束：權力結構約束、意識形態約束和知識約束。在這些條件的約束下，必須考慮改革的可行性，“不能光想我們想要什么，還要考慮我們能做到什么。”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張維迎提出了改革中的利益補償問題。他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在避免大的社會沖突的前提下把蛋糕做大，改善所有人的處境，因此要考慮對改革中的利益受損階層進行補償，否則，改革就變成了革命——這些觀點其實并不新鮮，張維迎至少在2001年就發表過。但那時候公共政策討論的“網絡大眾化”程度遠遠不如今天，以至于今天很多人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因此感到驚訝，難以接受。
2006年4月，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發表后不久，張維迎又發表了一篇《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在這篇被稱為“輿論轟炸下逼出的大實話”的文章中，張維迎指出腐敗嚴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權力過大，反腐敗的根本辦法是削減政府權力。這一觀點得到了包括原先批評張維迎的人在內的很多人的贊賞，他們認為這是張維迎在輿論轟炸下的醒悟，說他“終于回到了民眾的立場”。殊不知，這些觀點張維迎至少在2002年就公開表述過。而且，《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本來是《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中的一節內容，為了避免文章在傳播上遭遇麻煩，張維迎才決定將這一小節內容推遲發表。
張維迎的這種做法體現了他在分析改革問題和提出改革建議時遵循的重要原則，即考慮政策的可行性、利益的兼容性和觀點的可傳播性。他說：“我自己更現實主義一些。喊口號是沒有用的。”
在發表《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前后，張維迎又發表了《醫療體制的主要問題在于政府壟斷》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醫療領域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不能歸咎于“市場化”，而應歸咎于政府對醫療供給的壟斷，“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讓別人做，導致了嚴重的供給不足。”供給不足再加上價格管制，又導致了藥品回扣、收紅包等醫療不正之風。他說，醫務人員有權利要求“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合理的報酬”。
正如反對將醫務人員“收紅包”現象歸結為道德問題，張維迎對經濟中的種種不良現象也往往是從制度上去找原因和對策。例如，對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高福利，他曾明確指出，那是一種“全員尋租”——即尋租的人不僅包括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頭頭腦腦”，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壟斷租金。但他同時強調，這是體制問題，“誰去做都一樣，不應該把板子打在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身上。”這就是他常說的換位思考和公共理性——他借以喻之的白話是“公道不公道，打個顛倒”。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張維迎會義無反顧為企業家“代言”。2006年10月，在接受《權衡》雜志采訪時，張維迎指出，在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從社會人力資源配置變化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成就取決于企業家的出現和成長，“哪個地方的創業環境好，哪個地方的經濟增長就快；哪個地方的企業辦得多，哪個地方的就業壓力就小，老百姓的生活就過得比較好，并且收入差距也相對小。”——這是他多年來一直保持的觀點，也是他強調要在中國保護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對“收買張維迎”一說感到不解，“現在你可以說有人收買我，但20多年前誰收買我？”
對公眾頗為敏感的企業家“原罪”和官商勾結問題，張維迎依然強調體制的弊端，“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企業家創造價值的活動與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由于許多在市場經濟中本來屬于公民應有的商業活動的權利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進行投資都需要政府批準，使得很多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特殊手段去“贖買”這些權利，由此產生了權錢交易。所以他認為，中國社會要想減少腐敗，必須削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如果把腐敗簡單歸結為人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掩蓋了問題的本質，反而使問題更加嚴重。”
對體制原因的重視，使張維迎把很多問題的根源歸結到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過度控制。2006年9月，他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讓商業活動更自由》一文，強調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法規能給商業活動更多的自由，哪怕是達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將會從事創業和創新活動，我們的經濟增長將更具可持續性，更多的人將找到工作機會和收入來源，我們的政府會更廉潔，我們的社會將更和諧！
在分析國有企業壟斷問題時，他再次談到，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財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國有資產最大化，而應該是使社會利益最大化。在轉軌經濟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業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會的管理者，就會存在深刻的角色沖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壟斷性的權力，來謀取它作為所有者的利益。”
類似這樣的觀點，使一些人為張維迎擔心。他們忠告他：“你是有行政職務的人，說話要慎重一些，否則可能對工作造成影響。”知道這些利害關系的人，對張維迎心懷敬意；不知道這些利害關系的人，很多稱他為“利益集團代言人”。所以茅于軾先生在一篇評價張維迎的文章中感慨地說，“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的可悲。”
2006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兩會”期間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這似乎意味著，新一輪的改革大爭論終于劃上了句號，中國的經濟改革又重新走上了原來的軌道。但改革從來不會一帆風順。張維迎對改革前景的判斷是：“不會出現大的倒退，但走下去也不容易，障礙在于有的政府部門始終想維護自己的權力。”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張維迎就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走走停停的過程。因為體制轉軌是所有利益主體(包括政治家)追求自我利益的博弈過程，改革的推進不僅要求政治高層取得一致，還需要很多環環相套的政府各部門的合作。而政府各部門官員的利益與真正改革的取向往往不一致，他們會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落實”改革，使改革的過程充滿各種變形或名不副實的政策措施，從而導致改革在推進的過程中，伴隨著挫折與停滯反復交織的局面。
2006年的改革進程印證了這種邏輯。一方面，張維迎對某些改革措施——例如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和公開上市表示肯定。他認為這些舉措在短期內不一定能看到很顯著的效果，“但從長期看是在往正確的方向走。”另一方面，他對經濟中的高度管制和投資審批的回潮感到擔憂。在他看來，“一些本來已經廢除的審批又在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的名義下重新引入。‘產能過剩’成為阻止民營企業進入一些重要行業的借口”。與此同時，他所擔心的“政府部門利用民意擴權牟利”的情況正在越來越多地出現。而他一直主張的“國退民進”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在2006年末降至了最低點——國資委表示，將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的中央企業保持獨資或絕對控股，以實現國有經濟對這些行業的“絕對控制力”……
這些現實使張維迎感到無力與無奈。“像我這樣的人，盡管在學術上有一些影響，但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是沒有發言權的。”他說，“好在政府現在出臺政策比以前透明，它的決策多少會受到外界、包括媒體和輿論的影響。”——這大概就是2006年張維迎參與了很多公共話題討論的原因。
“我關心的不是我的某一項政策建議能否被政府采納，而是我的觀點能影響多少人。”張維迎說，“即使沒有任何一項政策是我直接建議的，但只要那些制訂政策、建議政策或評論政策的人受到我的影響，我的愿望就實現了。”
(張維迎文章《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見本報2006年3月13日第41版，《經濟觀察報》特約撰稿 岑科系《新青年·權衡》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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