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創新隱憂
《權衡》：你談到一個國家的核心技術和優秀品牌，這也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國家的“十一五”規劃中把自主創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業對自主創新寄予厚望。你對此怎么看？
張維迎：創新是跟企業家聯系在一起的。創新和發明不一樣，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講得很清楚，創新是企業家的基本職能，企業家是進行“創造性的破壞”，帶來財富的不斷增加。現在很多人把創新理解為科技行為、政府行為，這是誤解。發達國家之所以創新做得好，是因為企業家在做。我們現在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本來企業家應該做的是技術創新，包括新技術的發明和推廣，政府應該做的是體制創新；結果我們倒過來，大量的企業家是做體制創新，而政府成天忙著叫喊技術創新。
創新不是政府能設計出來的。我也不主張政府投入太多的錢搞創新。政府搞創新經常會變成我們前面講的形象工程。上海交通大學“漢芯”的問題，實際上是與政府行為有關的。政府迫切需要你這個東西，去顯示一下，樹立典型。也許當事人不是一開始就想著造假，但想到領導對自己有這么大的希望，自己沒做出來對不起領導，于是想趕快弄一下，這個時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來中國能不能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依賴于企業家。如果產權得到有效的保護，企業家有很好的激勵機制，對未來充滿信心，創新自然有動力。如果我們的政府不能放開投資領域，企業家總是提心吊膽，企業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業家行為不能得到合理報酬，無論國家投多少錢，我們永遠不可能變成創新型國家。
像汽車工業，現在滿大街上跑的車，上檔次的都是外國品牌。中國三大汽車制造廠都被外國的品牌汽車肢解了，這個合作一條生產線，那個合作一條生產線，“一女多嫁”。這樣的好處是市場的車多了。但是我們想象一下，假如上世紀80年代就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汽車產業，即使說90年代開始就給像李書福這樣的人做汽車的自由的話，外國汽車品牌不會像今天占這么大的市場份額。單一個桑塔納就占了多少市場份額？但我們的政策不行，很長時期不允許民營企業生產汽車。比如華晨，好多年前就開始研制“中華”汽車，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車生產目錄。
李書福這樣的人不可能在國有企業生存。他的歷史地位、成功與否只能從他本身做的事業來衡量。我不是說企業家本身的個人素質沒有關系，但我們有好的制度安排以后，最優秀的企業家才可以做好創新。
《權衡》：在你看來，中國目前有哪些阻礙企業創新和經濟健康發展的因素？
張維迎：首先是金融體制。我們的金融體制幾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這是很大的問題。金融是創新的血液，如果沒有好的金融體制，新的技術即使出來了，也沒有辦法投入生產。不過這一點現在越來越樂觀，因為好多外國的私人資金進入中國，來幫助中國創新企業家融資。
另外值得擔憂的是，好多違反市場原則的政策不斷出現，加上輿論的推動，使我們的經濟在往前的時候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處理不當的話，說停下來也就停下來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關于勞動合同法的修訂，按照現在的版本的話，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非常嚴重的不利后果。
有個搞人力資源的資深人士講，如果新的勞動法實施的話，就沒有什么人力資源管理了。因為企業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沒有了。如果一個國家勞動市場變得非常的僵化，人們把保護勞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場力量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要健康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勞動部門不管你的企業搞得好不好。按照這個規定，工會的權力大了，勞動部門的權力大了，動不動就仲裁，動不動查你的賬，打的幌子是保護工人利益，保護弱勢群體，實際上是在尋租。這有點像歐洲的一些福利國家，深究起來他們的勞動制度有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引進我們的國家，后果可能非常嚴重。因為我們沒有他們那樣的本錢來運行那樣的制度。
另外還值得擔心的是，現在有好多政策，打著宏觀調控、治理產能過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業投資，破壞企業產權，使民營企業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比如你原來跟銀行有一筆3億元或5億元的貸款，一搞宏觀調控銀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來，你說怎么辦？這就是侵犯產權。侵犯產權不是簡單的偷和搶，隨時破壞游戲規則也是侵犯產權。
我原來講過一句話，沒有哪個媒體敢登。你們一定要準確表達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國家利益這個詞，因為好詞被壞人用得太多。但我還是想說，對待民營企業的態度問題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愛這個國家，就要扶植民營企業，給他們公平競爭的環境；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是對國家利益最大的損害。 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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