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經濟安全”
《權衡》：您對產權問題一向比較重視。不久前，在《物權法》的審議和修訂中，立法部門提出，就產權保護而言，現實中受侵害最嚴重的恰恰是國有資產，所以要加強國有資產的保護。您對此怎么看？
張維迎：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如果說國有資產受到嚴重侵害的話，我們看最嚴重的情況是什么？不是由于某個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轉讓的時候價格被低估了，最大的問題是投資的時候就打水漂了。但沒有人去關注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地調查，這幾個五年計劃期間，所有國家投資的項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內部人跟我講，至少60％或70％都是浪費性投資。國家投出去1萬億元，真正創造效益的只有4000億或3000億元，甚至更低。這是沒有辦法靠《物權法》解決的。
國有資產根深蒂固的問題就是沒有責任和權利的匹配。這樣最好的結果也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北大的一些企業當年在香港上市，股價在20塊錢的時候，我建議學校轉讓10％的股票，這樣就可以兌現幾個億的資金，用于學校的發展。但是沒人敢采納。如果20塊錢賣了，萬一過一段時間漲到了25塊錢，就有人罵你，你賣便宜了，國有資產流失了。但事實是，過段時間股價跌到兩塊錢，學校虧了，當然也沒有人負責任。
好多國有資產就是這樣，該做的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又不該做。所以它沒有辦法有效利用，最容易受到侵害。我從小在農村就知道，公家的東西肯定壞得最快，集體的牲口就是不長肉。沒有辦法，你只要給公家操作這個事，就變成所有與公共財產相關的人的行為方式。《物權法》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國有資產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護，該怎么辦？是放在那兒，爛下去？還是變現為資本，創造更多價值？我認為，一個東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塊錢，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塊錢，我把它5塊錢賣給你，你賺了我也賺了。這就是我一直主張國有企業要盡快轉讓出售的原因。有的時候，盡管交易中存在問題，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權衡》：如果出售國有資產的話，面臨一個問題：賣給誰？例如凱雷收購徐工這樣的案例，就有人認為，外資并購會對民族產業和國家經濟安全造成威脅。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張維迎：首先我不同意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觀點來看待這些問題。在全球化條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從來不認為糧食是個安全問題。如果真打起仗來，糧食到處可以種，北大校園都可以種糧食。隨著世界貿易的發展，包括資本、人力的流動，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動干戈，我覺得沒有經濟安全問題。
對國際收購，我覺得還是以一種平和的心態來看待。國家有的時候可能是作為國際斗爭的政治策略，就像美國一樣，有很多的政治策略，這個可能需要研究，這方面我沒有什么特別的觀點。
我關心的問題是：在企業經營中，我們給外資企業好多特殊權力，而我們的民營企業沒有，使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不能夠很好地發展他們的潛能，這是不公平的。現在的官員心態很復雜，國有企業賣給外國人的話，好像政治上冒的風險少，但是賣給民營企業冒得風險大。我知道有些案
例，同樣的土地，我給你每一畝比外國人多出10萬元，但是政府就賣給外國企業，不賣給中國的私人企業，因為他有另外的盤算。
我主張應該給中國的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同等的機會和權力，否則的話，出現很多怪事，例如假外資。這就跟晚清的時候中國輪船掛著法國國旗是一樣的。那個時候為什么掛法國的國旗？因為掛中國的國旗受不到保護，土匪來搶警察不保護你；但是掛法國人的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管。1980年代私營企業戴“紅帽子”，現在的假外資，都是經濟歧視政策的結果。
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家，或者中國人，我希望中國的民營企業能得到與國有企業公平的待遇。否則的話，還不如把國企賣給外國人。因為現在國有部門浪費的資源太多了。與其讓它浪費，還不如賣給外國企業，讓它替我們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他拿走一部分，我們還分享一部分。
我原來打過一個比喻，我們國有企業像殘疾人，讓他參加奧運會；民營企業身體健康，但手腳被捆綁起來不讓去。結果你想拿金牌是不可能的。但我們還批評我們的企業被外國人收購了。其實如果我們想拿金牌，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把健康人手腳放開，讓他們也去參加比賽。你讓殘疾人去參加比賽，比不過別人，就呼吁把外國人也綁起來，那不是一個好辦法。
如果沒有外國企業的進入，中國很難有今天的轉變。我1987年訪問日本的時候，到小吃店吃飯，當時最羨慕的是：什么時候國內的餐館有這么干凈就好了！那個時候國內的餐館桌子都是油膩膩的，盤子都是臟兮兮的。這種狀況什么時候改變的？麥當勞進來以后。麥當勞這么一個快餐店進來，整個改變了中國飲食業的衛生環境。
我的意思，不是國家一定要給民營企業特殊的優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視它。如果早有這樣的政策的話，我們的產業環境會比現在要好多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寫了一本書，用大量的數據統計分析，為什么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如此之多、如此之廣？他的答案是因為中國限制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不爭氣，沒有辦法填補這個市場空缺。所以，如果我們真正關心國家的經濟安全，關心民族產業的發展，就應該給民營企業進入各種產業的自由和平等的條件。如果離開這一點談什么保護，對外資限制，我覺得毫無意義。
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家國民的幸福程度、福利水平不僅取決于自己的收入狀態，還取決于整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而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不僅是你的GDP，還依賴于你對影響人類進步的重大技術、組織制度有什么創新和貢獻。假如我們中國的GDP上去了，但是所有好品牌的東西都是外國企業的，所有的核心技術都是外國創造的，中國人不會有很高的國際地位，仍然被別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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