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把環境權寫入《環境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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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監管體制建立寬嚴相濟的責任制度
在監管體制方面，地方政府廣泛存在包庇污染企業的現象，而環保部門難以有效遏制。在安全生產監管領域，已經實施了黨政同責的體制、制度和機制，安全生產形勢的改善效果不錯。黨委在地方權力結構中處于核心和關鍵地位，在環保領域中實施黨政同 責 ， 地 方 黨 委 不 會 包 庇 污 染企業，地方政府就有了監管的底氣。為此，《環境保護法》修訂時可規定實行環境保護黨政同責。
在監管力量方面，目前，環境執法疲軟，主要原因是基層環境執法能力薄弱甚至缺乏。環保系統的監察力量呈現倒金字塔型，由上到下，越到鄉鎮，環保監察人員就越少，甚至沒有。因此《環境保護法》修訂時，應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規定加強基層的環境監管力量。
在監管方法方面，2014年2月底3月初，環保部組織力量對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等12個城市的大氣污染防治“國十條”責任落實情況進行了督查，結果發現許多排污監測設備形同虛設。在重污染天氣持續的時期，這些違法企業的責任人并沒有被嚴肅處理，如拘留，說明環保執法太軟。由于其他部門的分權，環保部的權力在縮小，因此環保部要轉變角色，轉變監管方式。
此次修訂《環境保護法》，應規定環保部門由傳統的什么都直接監管向既直接監管部分領域，也宏觀和綜合監管所有的環境問題轉變，做到統一指導、協調、監督和服務；要建立約談、通報和考核一票否決等統一監督管理機制，使環保部門敢于擔當、敢于作為；建立具體的將違法責任人移交司法起訴的行刑銜接機制。
在法律責任方面，依據現行立法規定，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擔心已成事實，企業漠視環境責任成為一種“風尚”。30多年來，我國環保宣傳深入人心，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但是由于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企業違法行為依然廣泛存在。結果是企業規避了應負的高昂代價，社會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環境挑戰。加強環境法制建設，讓企業守法是當務之急。
十多年前的處罰標準，現在肯定不能繼續沿用，因為起不了應有的懲戒和警示作用。所以對一些違法行為，應當修法加大處罰力度，尤其是對那些故意、惡意排污的企業，處罰要使其感受切膚之痛；對于因過失造成污染的企業，在給予正常處罰的同時，建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防止它們因為一次意外而陷入生產經營的困境；對于公民，要側重于警示和教育，不要過分強調罰款；對于惡意的環境污染行為應該給予治安拘留，嚴重的要追究刑事責任?？傊?，法律責任體系的設計要寬嚴相濟。
結合國家治理的格局要求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作用
目前，我國正在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強國家治理體系的建立，使環境保護由管制走向治理，由權力走向權利。要實現這一點，公民意識的培養、公民參與和監督條件的提供、社會組織的培育等不可或缺。
目前，我國的環境管理的主調仍然是強調政府發揮作用，公民和社會的參與呈現被動色彩，這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建立要求不相符。國家治理強調社會各方面的主動性、互助性和協調性，公民參與因而須由被動向主動轉變。在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中，不僅要發揮公民個人作用，還要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環境保護法》修訂時應考慮建立與國家治理格局相適應的環境治理格局體系。環保部門的人看起來多，但分散開來，人也很有限，監管視野也很有限，發現不了所有的違法行為，而公眾具有分布廣、視野廣的優勢，能夠最大限度地發現違法。
所以，發現環境違法行為，除了借助視頻取證執法等現代執法工具外，還得依靠無所不在的公民及由其組成的社會組織。例如，有獎舉報的方式就可以很好地鼓勵公民參與到環境監督中來?！董h境保護法》修訂時應建立公民和社會組織有序參與和監督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政府環境監管缺位的問題。
一些地方政府害怕公民參與，這是不對的，相反地，應該鼓勵公民多參與、多監督。現實的情況是，公民因為害怕打擊報復，并不是特別敢于舉報環境違法行為。一旦有了制度化的監督保障措施，社會治理結構趨于穩定，新的國家運行秩序形成，那些污染制造者就不敢打擊報復。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常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