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城鎮人口劇增，使得海量垃圾及其處置成為政府無法回避的難題。”一位環境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垃圾的處理問題，已經影響到政府公信力、執政能力，以及社會穩定，不能作為單純的環境問題來考慮，應警惕垃圾處理問題形成社會“敏感點”，引發社會群體沖突。
垃圾維權
2009年以來，廣東多個地區居民以環境污染和健康侵害為由，發起群體性抗議活動。因垃圾場選址和處理方式等問題，群眾與政府之間的爭議不斷升級蔓延。
2009年9月，廣州白云區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二期工程啟動，引起周邊群眾不滿，有的村民甚至進廠推倒機器，阻撓施工。2010年1月以來，李坑發電廠附近居民已多次集體上訪靜坐抗議。1月19日開始，上千村民連續兩天在發電廠附近靜坐抗議，要求停建該項目，廣州警方出動數百名警察維持秩序。6天后，村民又集體前往廣東省政府上訪。
不僅在廣東，北京等城市也發生過源于垃圾的群體性事件。如2008年奧運會結束后，朝陽區高安屯垃圾填埋場附近上千居民在小區門口馬路上聚集抗議事件；海淀區六里屯居民抗議建設垃圾焚燒場事件；海淀區奧北地區居民抗議昌平區建設阿蘇衛垃圾焚燒場事件。
在南京，2006年以來，江北市民多次聚集反對天井洼垃圾填埋場附近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先后采取打電話、寫舉報信、上網發帖等方式向地方和中央相關部門投訴。在環保部評審這個項目時，居民甚至沖砸了評審會場。
據北京市政府信訪辦統計，2009年，北京市信訪部門接到群眾反映垃圾污染、臭味、市容環衛、垃圾場規劃設計等問題的電子郵件1158件，同比上升57%；信件來訪26件，其中6件是聯名信，涉及2萬余人次。
“關于垃圾問題的投訴，近年來就一直沒間斷過。”一位環境治理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隨著垃圾處理設施的增加，投訴量也逐漸增大，主要集中在臭味上，這是因為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了，如果不處理好，今后這類沖突會呈上升趨勢。
“敏感點”
“在新建垃圾焚燒場、規劃垃圾處理場新址等領域和環節，群體性事件出現‘一點就著’的苗頭。”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指出，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垃圾處理問題正在演變為城市化進程中的“敏點”或“壓點”，一碰這個“敏點”，公眾馬上反應強烈。
值得注意的是，在時下由垃圾處理所引發的社會沖突中，“現代文明”元素正被大量加入，例如發起對政府主管官員的“人肉搜索”，甚至同時組織“志愿者小組”，引進NGO組織及權威專家。
北京市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王維平，因為主張建設垃圾焚燒場而被反對焚燒的居民發動“人肉搜索”。王維平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垃圾場的建設盡管通過了環評，但有些因為管理不到位，造成群眾抵觸。政府如果強行上馬就容易引發沖突，這個矛盾已經多次表現出來，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專家建議，垃圾問題作為重要的民生問題和影響社會穩定的“敏感點”，垃圾場的建設，應當從合法性、合理性，對自然環境、社會穩定的影響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評估，防止政府的公共服務變成引發社會矛盾的導火索。
北京垃圾“減量”
為實現城市垃圾的“減量”，北京市陸續采取了垃圾前端分類、處理結構調整等技術手段
2009年，北京市城八區垃圾產生總量首次實現負增長，郊區縣的垃圾產生總量增長率比2008年明顯下降。
“著意味著北京垃圾產生量的增幅得到了控制。”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環境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垃圾“減量”，與北京市多年來加強垃圾處理工作制度建設，著力推動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的改革有關。
2006年以來，北京市陸續出臺了《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北京市“十一五”時期固體廢棄物處理規劃》《北京市“十一五”時期環衛專業規劃》等制度和規劃，力推生活垃圾的“減量”。
前端分類探索
“如果遵循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原則，走綜合處理路線，前端就要多給些資源。”長期關注北京垃圾問題的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史博士毛達告訴《財經國家周刊》，任何末端處理設施都要考慮進入成分，堆肥要有機物，焚燒要高熱值，對前端分類有所要求才能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宣武區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類試點。小區的工作人員宋師傅透露，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對混合垃圾進行兩次人工分揀，分出廚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由于混裝，塑料包裝等可回收垃圾很難有效分揀，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混合進入垃圾樓，然后被送往馬家樓轉運站。
為調整垃圾處理結構，改變過于依賴垃圾填埋的處理方式，北京從2004年開始陸續投資建設一批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引入新興技術產業提高垃圾專業化處理能力。
在北京馬家樓轉運站，混合生活垃圾由一組機械設備進行自動分選。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委托北京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進行的調研結果顯示，北京城八區的垃圾成分中，廚余垃圾占63.39%，這個比例是歐美國家和日本的2倍以上。
馬家樓分揀出的塑料以每噸200元的價格賣給企業，用于制作集裝箱的托盤等低附加值產品。“高質量的塑料可以賣到700到800元。”轉運站站長石貴祥介紹說，風選的塑料里常常混雜了同樣輕薄的紙、樹葉等其他成分。“這個價格是虧本的，至少賣到400元才能平衡這部分設備運行成本，但政府要求回收利用達到一定比例。”
處理結構調整
事實上，根據垃圾體積和重量進行的物理分類效率有限，這些分揀出的塑料只占垃圾中塑料總量的很小一部分。
在北京南宮堆肥廠，不少一次性筷子、紙杯、電池、化妝品瓶子等，經過馬家樓的機器篩分之后仍然和有機物混在一起。反復分選和堆放降解成為堆肥廠的重要工作。好氧堆肥可降解掉約一半的有機物，產生近20%的有機肥，用于園林綠地，改良土壤。剩下一部分不適合堆肥的垃圾再送到安定填埋場進行填埋。
由北京環衛集團一清分公司運行管理的小武基垃圾分選轉運站，是北京市東南地區垃圾處理系統的核心，其分選處理線每天可以消納近2000噸垃圾。一清分公司總經理陳永生告訴記者，2008年公司在小武基上馬了世界最先進的“光譜分選”處理線，不僅可以區分不同顏色的塑料袋，還可以把瓶子分出瓶蓋、瓶身和商標來，垃圾處理效率和質量都大大提高。
中國環境科學院專家趙章元指出，我國的生活垃圾中最難處理的是餐廚垃圾，不僅占比高，而且不適合填埋和焚燒。如果能做好餐廚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工作，再把塑料和紙張等可回收利用的成份分離出來，剩下的就是少量的玻璃、渣土等，后端的處理壓力就可以大大減輕了。
目前，北京已經初步建立了垃圾處理調控核算平臺，通過核定區縣垃圾產生量和基準價格，確定市級財政對垃圾焚燒和綜合處理設施的運行費用補助，提高現行的跨區域垃圾處理經濟補償費用。該平臺幫助政府管理部門進行統一核算，實行垃圾“超量加價，減量減費”，調控全市垃圾流向和流量，鼓勵區縣源頭減量，促進垃圾處理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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