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的照片顯示，北京有“七環”———前六環是環路，第七環是環繞北京城的垃圾帶。
2009年“兩會”期間，城市垃圾問題再次成為代表和委員討論的焦點議題。
“許多地方已經出現了垃圾‘圍城’現象。”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實驗外國語學校校長李茵2009年在《建議從源頭治理生活垃圾》的“兩會”提案中指出，長期以來，由于思想觀念、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垃圾處理存在理念誤區，將資金和人力用在垃圾的末端治理上，而忽略了垃圾的源頭治理和減量，形成“新建、填埋、再新建、再填埋”的惡性循環。
“第七環”
“2008年11月15日，18點-20點，燒灼惡臭，大晴天，有風，向西刮，帶(防毒)面具外出吃飯。”
“2009年5月29日，4點-7點，標準惡臭，醒了。”
“2009年10月1日，3點-5點，熏醒！”
這是趙蕾的“惡臭日記”的摘錄，她住在朝陽區高安屯垃圾填埋場3.5公里外的柏林愛樂小區。2007年夏天開始，她和周邊居民每天夜里都會聞到垃圾散發的異味。
趙蕾是中國第一個起訴垃圾處理廠的公民。但3次訴諸法庭，無法撼動小區附近已經建成的高安屯垃圾處理廠。
面對記者時，她已經賣掉了自己的房子。“‘惡臭日記’終于可以畫上句號了。”她說。 此后，北京市朝陽區投資了1個億，對填埋場進行技術改造，治理異味。
趙蕾只是北京數萬名生活在垃圾填埋場周邊居民的一個。
記者調研中發現，全國其他地區，像趙蕾一樣，深受垃圾處理場污染困擾的市民不在少數。
貴陽市烏當區高雁垃圾填埋場，是當地最大的生活垃圾處理場，由于常年超負荷運轉，臭氣熏天，垃圾填埋場高度已接近附近的山頂。烏當區東風鎮界牌村村民李文革告訴記者：“灰大，臭得很，尤其是夏天惡臭難忍，蒼蠅又大又多，窗戶都不敢開。聽說垃圾場要搬，可一直沒動靜。”
焚燒之困
面對如此多的質疑，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垃圾填埋場本身的建設符合國家標準，但設計容量跟不上垃圾增長量，而且管理不嚴格。”超負荷運行和管理問題導致設施不堪重負，臭味兒超標。
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到支持發展垃圾焚燒和垃圾填埋氣發電，將之作為可再生能源。2007年國務院下發的《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再次鼓勵垃圾焚燒發電和供熱，并給予優惠電價政策。
“填埋對土地資源破壞太嚴重，這樣下去等于我們一年糟蹋500畝地，焚燒可以節省90%土地。”王維平認為，焚燒不是垃圾處理的上選，但在北京這樣人口密度大、土地資源緊張的城市優于填埋。
但在有關部門決意推進垃圾焚燒之時，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事件引發的討論已遍及全國。
廣州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下稱李坑電廠)建在永興村。在電廠運行后的4年，永興村有60余人患上癌癥，其中肺癌45例，而此前的12年里共有9人死于癌癥。
“我父親就是肺癌，醫生說只有兩個月命了。”一位村民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數年來，大家只有忍受著焚燒廠的臭味、煙塵、噪音，夏天常常不敢開窗。焚燒的飛灰有什么成分，村委會曾多次嘗試送檢，但無下文。
李坑電廠與附近的永興村第十二隊僅一塊菜地之隔，與不少居民住宅距離僅300米左右。村民范秋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從發電廠煙囪排放出來的氣體經常是黑色或者彩色的，如果說這種氣體不會造成污染、對人體無害，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村民種植的蔬菜在太和鎮已經沒有銷路，人們都擔心蔬菜受到污染，對健康有害。
而負責李坑垃圾焚燒廠營運的法國威立雅公司(下稱威立雅)，也曾因村民的投訴，承諾將進行技術改進。
“在沒有進行專業詳實的調查之前，不能說癌癥高發就是焚燒廠引起。”威立雅環境服務技術總監張進鋒對《財經國家周刊》說，李坑垃圾焚燒項目運行符合政府環保標準，每天都有環保局的人駐廠檢測記錄。
廣州市城管委的報告顯示：該廠投產4年來，各項環保監測表明運行指標符合規范要求，其中，二惡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達到歐盟相關標準。這更讓反對焚燒廠的番禺居民擔憂：“李坑的事實擺在眼前，如果達標了還這樣，怎么證明焚燒污染可以控制？”
中國于2004年承諾履行公約，并遞交了履約計劃，其中將生活垃圾焚燒列為“中國優先控制的二惡英重點排放源”。此外，焚燒產生的飛灰、殘渣、污泥等含二惡英廢物也是污染源。焚燒飛灰中含有二惡英和重金屬等，需按危險廢物進行管理，但國內現在的標準、規范、設備等還比較缺乏。
“我國居民生活垃圾構成與歐美國家有明顯差異。有機質多，垃圾在運輸過程中容易腐敗，加大了填埋處理難度和污染程度，而水分多又給垃圾分類帶來困難，增加了填埋量，消耗了土地資源。”中國塑協塑料再生利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董金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說，有機質和水分含量高的垃圾，往往導致燃燒不充分不穩定，容易產生惡英等污染物質。
兩害相權取其輕
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統計數據，2008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為1.54億噸，垃圾處理量為1.34億噸，全國城市一年約有2000萬噸垃圾未被處理。同時，由于民眾抵制和選址困難，新規劃的垃圾焚燒設施遲遲難以動工，導致一些地方垃圾處理技術選擇進退兩難。
根據《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十一五”規劃》，到“十一五”末，東部地區設市城市的垃圾焚燒處理率不低于35%。
“不可否認，垃圾焚燒會產生一定的有害氣體，但與垃圾污染本身相比，危害要小得多。”南京市市容局局長張東毛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從技術角度而言，現在的選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政府除了做好技術宣傳外，亟需加強垃圾處理場運行信息公開及監測監督工作，以消除社會擔憂。
在國內，像高安屯這樣比較先進的垃圾焚燒廠投資約8億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成本是煙氣凈化設備，用于控制焚燒后有害物質的排放量。王維平坦言，與填埋場一樣，有些焚燒設備運行不夠規范，所以造成污染。
20年前經歷了二惡英危機的日本，對焚燒廠的污染監控十分嚴格，幾乎每小時都要檢測二惡英的排放。另一方面，日本的垃圾分類精細，送往焚燒廠的是高熱值可燃物。
熱值高是對焚燒垃圾的基本要求。來自北京市環衛研究院的檢測數據表明，北京城區混合生活垃圾的低位熱值為每公斤4564千焦，高位熱值為每公斤9000千焦。王維平解釋說，每公斤熱值4200千焦就可燃燒，一般東部城市能達到6200千焦，基本相當于低質煤的熱值。
仍有企業認為，這樣的熱值低于國外，進口設備用起來沒那么容易。廣州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二廠的環境影響報告書中顯示，當垃圾熱值較低或水分較高時，需要添加柴油助燃。一家焚燒廠的負責人坦言，平時違規運行，應付領導檢查才調至達標的現象普遍存在。即使環保部門在線監測數據，對造假和不穩定也缺乏監管力度。
標準與執行
垃圾處理鏈條至少涉及規劃、市政、環保、城管、國資、工商、城建、等多個部門。觀察家認為，減量化需要整個鏈條上所有部門通力配合。長期以來，政府各部門職責無法明確執行，垃圾處理各個環節面臨諸多體制困擾。
面對超負荷運行率達67%的末端處理設施，北京市出臺了《關于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提出，要健全生活垃圾管理體制，建立健全市、區(縣)、街道(鄉鎮)、社區(行政村)四級垃圾管理體制。
北京市政市容管委會固廢處副處長衛潘明解釋說，北京將擇機建設4個垃圾處理循環經濟生態園區，其中的垃圾處理設施包括篩分、生化、焚燒、填埋等。在園區外要劃出控制區，只做園林綠化和市政基礎設施，把居民和垃圾處理設施有效隔離，500米之外還要劃分1000~2000米的生態緩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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