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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教育藍皮書披露,2009年,重慶市共有6.5萬人獲得高考加分,占全市考生總人數的近30%。2010年,重慶市除去約有1.3萬名考生獲得少數民族加分政策外,還有兩萬多名考生通過五花八門的項目獲得加分。
此外,教育藍皮書的編寫者通過調查還發現,高考加分人數正向經濟發達地區、權貴家庭與少數學校、項目集聚。
教育藍皮書以浙江省內航模普及賽加分事件為例,認為這一加分項目充分展示了“項目決定參與人群”的特點。航模比賽要拿成績,自身技能不是很重要,器材的性能、遙控器的好壞才是決定因素。有錢人買進口的,經濟條件差的買國產的,國產航模肯定賽不過進口航模。從事這些項目,需要在全國各地跑來跑去,一般家庭負擔不起這筆費用。
在2010年引起一波又一波熱議的學術造假事件,此次也被教育藍皮書收錄為久經“發酵”的教育熱點問題。
反觀2010年,學術環境惡化的事件持續不斷。
2010年3月,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揭露清華大學某教授成名作涉嫌抄襲,迅速成為社會公共事件。
7月,有“打工皇帝”之稱的唐駿被曝學歷造假。
9月,華中科技大學公布對307名“超學時”的碩士生和博士生進行退學處理。進一步的信息顯示,在華中科技大學清退的學生中,半數以上屬于定向生、委培生,相當一部分是企業高管和政府部門官員。
教育難題背后存利益博弈
學前教育短缺、高考加分亂象、學術環境惡化,這些問題何以成為久被熱議的教育熱點、難點?
對此,教育藍皮書認為,當前尚未得到有效治理的突出教育問題,例如,激烈的擇校競爭、學術道德和環境以及高考制度、學前教育等等,涉及兩類問題:一是政府部門如何履行職責,擴大公共服務,并建立在市場環境下擴大供給、滿足需求的新機制,典型的如學前教育、民辦教育等問題；二是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利益調整,打破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保障教育公平,建立新的利益格局,典型的如治理教育亂收費、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等問題。
在談及學前教育“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時,楊東平說,學前教育的短缺直接受到20世紀90年代“教育產業化”、“幼兒教育市場化”思潮的影響,凸顯了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性。
馮曉霞認為,一些地方將公辦幼兒園“推向市場”,只保留少數作為“示范園”,少量學前教育經費主要投向這些“示范園”；一些地方將放開市場視同為放棄政府部門的服務和監管責任,將幼兒園用房任由房地產開發商操縱,或者當做“招商引資”項目交給商業化極強的教育公司,完全模糊了教育與企業、商業的界限；有些地方雖將幼兒園的舉辦權收歸政府統一招標,但一些官員的親屬和各種關系人紛紛將其作為一種高回報而無風險的商業或企業投資。同時,有關部門對民辦幼兒園缺乏質量監控、賬目公開、資產和資金監管的要求。
楊東平進一步分析說,在解決學前教育資源短缺的問題上,政府有關部門的恰當定位既不是卸責,也不是包攬,而是應改善公共服務,通過財政等各種政策工具的“主導”,建立起在市場環境下政府主導、公辦民辦并舉、公私合作的新體制,從而滿足公眾的基本需求和多樣化的不同需求。
而對于一直讓社會各界反感的高考加分亂象,教育藍皮書認為,其中有利益集團作梗的現象。
教育藍皮書分析稱,在各類高考加分亂象中,除了權勢介入、“潛規則”橫行外,行政不作為、亂作為也導致高考加分現象愈演愈烈。此外,部門利益也讓加分項目難“瘦身”。雖然輿論一直認為高考加分是權力金錢交易的平臺,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成為某些政府部門利益博弈的平臺……每項加分政策都代表了某個部門的利益、某個資格審批部門的利益。如果說沒有教育部門的利益那不確切,但教育部門在其中只是一部分。
教育藍皮書在對學術環境惡化、造假頻出現象分析時認為,在高校在職讀碩士和博士的官員非常多,原本為照顧國企技術骨干而制定的研究生單考政策,已成為官員和企業高管獲取文憑的渠道。官員讀博背后則是“權學交易”的利益關系,學校通過這一渠道可以獲得更多的經費、項目資源。
教育改革關鍵在如何“落地”
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正式頒布,確定了促進教育科學發展、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方針和目標。不少群眾認為,這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有望解決目前存在的教育難題。
“這次教育規劃的制定過程采取問計于民、問政于民的開放決策方式,在制定過程中先后兩次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這在中央文件的制定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本次教育規劃綱要突出的特點。”楊東平說。
教育藍皮書對教育規劃綱要分析認為,如何將這些改革發展任務落到實處、改革政策如何“落地”?這成為新教改最為急迫的命題,成為下一階段新教改的聚焦點。
“為此,需要探討教育改革的動力機制。其中之一是認識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的重要價值……此前地方政府的教育競爭主要是在升學率、規模、速度等‘教育GDP’上,將這一競爭轉移到科學發展觀的新視野中,其后果就會是積極和正面的。”楊東平說。
教育藍皮書認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著手教育制度創新,其中不乏一些有力的舉措。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圍繞教育民生,破解突出的教育難點問題,例如,遼寧省盤錦市采取多項措施推進教育公平,成為另一個“沒有擇校的城市”。
一些地方政府轉變職能,形成新的教育治理模式,在政府轉型方面出現了一批具有示范性的重要案例,例如,上海市浦東區教委探索民辦教育分類管理,建設非營利民辦學校制度。
據教育藍皮書披露,隨著教育制度創新的范圍越來越廣,在大教育的視野中開展社區教育、終身教育方面的探索逐漸增多。隨著創新主題的層級逐漸提高,省級層面的教育創新案例也在增多,例如,山東省嚴格規范基礎教育秩序,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構建了省域范圍內實施素質教育的良好環境,并實行基礎教育行政問責制。同時,創新主體也從教育行政部門擴大到了地方政府和黨委,例如,重慶市政府改革公共財政,確保教育優先發展,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已經達到了4.1%。
《法制日報》記者從教育藍皮書編寫人員處了解到,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出臺后,各地也在紛紛制定地方版的教育發展規劃綱要。按照此前統一部署,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制定時,北京、上海、遼寧、江蘇、河南、湖南、廣東、重慶、新疆9個省區市也同步開展了地方版教育發展規劃綱要的制定。其中,在北京版的教育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改革舉措,比如“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民辦幼兒園提供優質平價服務”、“制定和完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本市高中階段教育的辦法”等。
“可以預見,隨著各地教育改革試點項目的開展,地方教育制度創新將進入一個新的活躍期。”楊東平說。本報記者杜曉 本報實習生谷艷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