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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元宵節結束，農民工迎來又一波返工潮。
記者在廣東、重慶、江西等地采訪了不少農民工，他們中有的剛出家門不久，有的僅有一兩年外出打工經驗；有的打工時間超過十年。他們目睹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全球博弈，也見證了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大規模轉移帶來的酸甜苦辣。他們的心路歷程，既標記過去，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
盼“工作穩定”
面對用工單位對勞動力資源的渴求，不少農民工表現得較為冷靜和理性。
重慶市豐都縣三合街道丁莊村農民工張樹超告訴記者，農民工不怕工資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穩定，在各地到處流動。張樹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時間里先后換過12個工作，大部分工作時間都不超過一年。“農民工本來工資就低、加上頻繁找工作所需的時間和花費，耗費就更大。”張樹超說。
重慶匯能勞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唐樸是永川區最大的勞務經紀人，平均每年經手勞務輸出在1.2萬人左右。唐樸說“今年各地都在爭搶勞動力，農民工就業話語權增加，在同等薪資水平下，那些愿意為農民工提供3年以上穩定工作合同的企業更受農民工青睞。”
就業去向“隨大流”
在重慶市永川區大安鎮、銅梁縣石魚鎮和開縣漢豐街道等地，記者先后和20多名農民工進行座談，發現他們之所以選擇東部，原因大體可以歸結為：第一，與東部相比，中西部就業機會還是太少，工資水平總體而言還是比較低的；第二，中西部勞務市場仍不發達，就業信息不暢，即便有工作崗位，大家也沒有渠道獲知；第三，農民工打工主要還靠同鄉、親屬關系網絡，“慣性”使他們首選沿海。
在渝西地區，有“只要一個大包工頭，就能帶空半個村”的說法，說的便是農民工就業更依靠親戚、朋友等傳統關系網絡，而非勞務市場或招聘會。
江津區慈云鎮一水村是個勞務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務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紹興開設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時間，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紹興打工。
從2007年開始，一水村2組村民劉士貴就在傅思翔公司當搬運工，每月工資有3000多元。他告訴記者，之所以愿意長期跟著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個村出來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時有事可以互相幫忙，春節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資。
老資格農民工不慌
曾幾何時，到沿海地區去打工是內地多少農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開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來資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廠對勞動力的無盡索求，農民工兄弟們終于翻了身。
記者20日在東莞長安鎮智通人才市場見到謝軍時，他正在認真研究墻上張貼的培訓課程。26歲的他來自湖南邵陽，16歲時因為不愿繼承家里的耕田，跑出來找工作。謝軍還清晰記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為了擠進惠州一家五金廠，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轉悠游玩了一個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薦，還偷偷塞給保安一包煙，才順利進入工廠。
“現在要找就輕松很多了。簡歷投出去，回復率有50%-60%。很多時候，工廠還會打電話催你去面試。”轉換過多份工作的謝軍說。
從農民工找工難到工廠招工難，來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樣經歷了這個歷史性轉折。今年32歲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時，還是靠老鄉求情。去年，他辭職后重新找工作，簡歷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試約請。今年春節，他在老家待了一個月才重新回來，對著各種招聘啟事笑著評點。
來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歲了，在一群年輕求職者中頗顯醒目。她不愿守著田地，到東莞打工已經有14年。“種田哪能賺到什么錢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賣一兩千元。打工起碼每個月還能有工資賺。”何芳說。
但剛開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對女性則有不少限制。何芳輾轉才找到虎門一份織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現在。”何芳指著墻上的招聘啟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現在的女孩子可比我們那時候幸運多了。”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也反映在農民工們對工資的態度上。記者采訪的這三名農民工，每人在這十多年間都換過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過做了一個月，對待遇和環境的不滿意是頻繁換工的主要原因。與初入工廠時相比，農民工們希望能有更體現尊嚴的報酬。
李清平屬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與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聽說虎門南坊工業區有個電子廠，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類似李清平這樣的老資格農民工，不再將勞動所得與做農活時相比，而是與其他產業工人相比，這對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無疑提出考驗。
不甘再做低端勞動力
從本世紀初起，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呼喚未曾停止。是繼續在低端勞動力市場徘徊，領取微薄的薪水，還是奮勇向上游？農民工群體在思索、猶豫。其中一部分通過培訓、自學，重新規劃職業道路。
謝軍在辭去惠州五金廠的工作后，又輾轉來到東莞一家首飾加工廠，隨后又前往廣西從事農田建設的管理。盡管工資從惠州時的每月400元上漲到1500元，但謝軍已經本能感到危機，“這個時代，不提高就會被淘汰的。”在廣西期間，他在工作之余進修機電維修，在一位老師傅指點下，從完全摸不著頭腦到掌握竅門，只花了十天時間。后來謝軍考取了電工資格證書。
為了提高電工技能，謝軍在中山一間照明廠找到工作。“其實工資只有1200元，比在廣西時候還低，但我把它當做一個實習的機會，因為我喜歡機電。”目前，謝軍在東莞聯冠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做電工，工資每月2000元。
在智通人才市場，謝軍著重看的是編程控制器(PLC)工程師培訓的項目，準備報一個初級班，從一名電工升級為貨真價實的電氣工程師。他告訴記者，在業余時間最喜歡做的事情，也是逛逛書店，給自己充電。
相對而言，李清平早早選好了方向。他從1999年開始在幾家深圳的臺資電子廠輾轉，從作業員做到科長，工資也從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漲到3000元。隨著近幾年深圳電子廠轉移到惠州和東莞，他也隨之到東莞找工“我在電子行業已經做了12年，市場上有我這樣經驗的工人不多。”言談間，李清平頗顯自信。
但以李清平這樣熟練的技工，去年也已從組長升至科長，卻辭去了科長一職，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個“技術員”。為何？“做我們這一行，壓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歲，看起來卻像60歲的老頭，現在只想喘口氣，找個輕松點的工作。”李清平說。
何芳則屬于另一類農民工。談及通過培訓提高技術能力，她一臉難色：“就我們這一把年紀了，想學也學不來啊。”何芳在虎門已經換過幾份織布工作，工資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間。
記者發現，十年之間，農民工這個群體對職業前景的規劃已頗見分歧。他們在此方面的整體面貌，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速度。
“都市生活繁華，但不屬于自己”
江西是勞動力資源大省，富余勞動力多往省外轉移，隨著近年產業轉移步伐的加快，回流的農民工明顯增多。
記者日前在新余市的“春風行動”招聘現場遇到今年26歲的分宜縣楊橋鎮農民工邱香，6年前她就外出打工。“今年不準備外出了，總不能一輩子在外打工，現在該是生育小孩的時候了。”邱香說，現在家鄉這邊的就業機會在增多，雖然還比不上在外的收入，但自己能夠 接受。
許多農民工表示，自己初入社會時選擇工作都 會 毫 不 猶 豫 地 離 開 家 鄉 去 經 濟 發 達 的 沿 海 地區，之所以這樣是好奇大城市的生活，是希望開闊眼界，見見世面。然而經歷過在外打工的生活之后，他們慢慢地都傾向于回到家鄉。很多人表示，盡管外面的都市生活繁華，但根本不屬于自己，房價那么貴，打工又很難穩定，更別說要融入城市。
高安市的農民工周琴說，這種心態在年輕的農民工身上具有普遍性，沒出去過的都想出去看看，而在外面呆了幾年的，只要家鄉這邊有還可以的工作，大都愿意回來。
記者在重慶采訪的不少農民工，平均外出務工時間都在7年以上，他們普遍期待就是，能夠改變以前“在經濟上被接納、在待遇上被排斥、在身份上被歧視”的尷尬狀態，在不斷提高收入水平的基礎上，政府和用工企業能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發展條件和與城里人一樣的身份待遇。
各方評說“招工難”
記者采訪中發現，農民工的種種心態反映在實際生活中，或多或少造成了目前企業用工荒的局面。工業園區缺工正在加劇，部分企業缺工固然與產業轉移加快，求職者就業期望增高有關系，同時也是企業工資福利待遇偏低、市場供求結構失衡等因素的結果。
企業員工博弈 內地用工緊張
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與省中小企業局年前聯合調查發現，預計到今年底，全省94個工業園區投產企業將達到8500余家，有用工需求的企業5700余家，缺工約32萬人。
沿海一些企業紛紛到江西招工更加劇省內用工緊張。記者了解到，一些江浙企業在江西的火車站、汽車站及開往外地的火車上向外出的務工人員散發招工簡章。以往工作經驗和專業往往成為求職者就業的絆腳石，今年為了招到工人，一些外地企業甚至不問求職者工作經驗，直接稱招工不限專業、不限經驗。
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和省中小企業局預測，“十二五”期間，江西省工業園區企業總量將突破萬戶，用工凈增75萬人，平均每年凈增15萬人，實際需新招員工將達150萬人左右(含企業補員)，年平均新招用員工30萬人左右。“十二五”期間，在國家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影響下，企業和員工的博弈更加激烈。
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認為，企業季節性、結構性缺工的常態化，將加劇不同經濟區域企業對技能人才的爭奪，經濟發達地區或條件相對較好的企業將利用其薪酬待遇、用工環境、生活條件、企業文化等比較優勢，吸引欠發達地區勞動力流入，這種區域間、企業間爭奪人力資源的競爭將會更加多元化。
用工環境差 實際薪酬低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園區企業工資生活設施差，用工環境差，薪酬普遍不高，這些狀況加劇了招工難。
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年前調查發現，省內大多數園區企業距離城區較遠，公共交通網絡不便捷，生活設施不夠配套，文化設施匱乏，企業職工工作生活不便，尤其對城鎮新增就業人員與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吸引力。
同時，省內園區一些企業用工年齡要求在30歲以下，一些紡織服裝、電子、制鞋等勞動密集型企業招工更是苛刻，只選擇女性；還有一些企業延長勞動時間，休息日加班未按規定增加薪酬、調整工休，存在勞動環境差、強度大、勞動超時的現象，令求職者望而生畏。
今年南昌一家電子廠需招工5000人，企業開出的工資是1535元，每個工作日中餐補貼4元。“對求職者來說，這一工資水平根本沒有吸引力。”南昌市人力資源中心主任祝振平說，我們深入調查發現，除去個人繳納社保的費用、水電住宿費用和早晚兩頓飯的花銷，真真到員工手上的只有500元左右。
九江一家空調企業今年因訂單增多企業急需招1200人，但是目前只招到400人，今年企業將保底工資從原來的600元提高到800元，算上加班工資，員工月綜合工資為1800元-2200元。但記者翻閱招工簡章可以發現，員工每月工作22天，每天工作8小時只能拿到800元的底薪，要多拿錢必須加班，每月25日才發放上月薪資；同時員工伙食標準每天需9.5元，公司每天只補助1.5元。
記者調查發現，在南昌、新余、九江的求職市場和工業園區，一些企業相繼標示月綜合工資1800元-2500元，有的甚至打出月工資3000元的標幅。祝振平說，綜合工資是虛的，要拿到這么多錢，只有不停地加班、加班，招工難度自然增大。
不少專家分析認為，盡管農民工待遇在近些年普遍有所提升，但仍落后于經濟發展步伐：他們得到的報酬仍不能公正地反映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屬于“干得多掙得少”的一個群體。農民工身上“廉價勞動力”的標簽仍未被撕掉。只有在經濟發展、產業不斷升級的同時，讓農民工群體能真正享受更好薪資、社保、住房等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障，并不斷提升自身素質，才能使農民工群體真正在“被爭奪”中受益。
抓好市場對接 強化企業責任
勞動保障部門人士認為，解決企業用工問題，既有市場機制作用發揮的因素，也有相關企業和勞動者主觀的因素，還有政府部門正確引導的因素，是一個系統工程和社會問題，需要統籌兼顧和綜合治理。
每年春節過后，是城鄉人員求職和企業用工的高峰期。今年為解決企業用工難題，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收集8935家企業用工信息67.5萬個，目前87.6萬人參加了招聘，25.6萬人次與企業達成就業意向。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劉滇鳴說，解決用工難題，要通過各種途徑全方位、立體化發布工業園區企業用工信息，開展好對接服務，積極引導求職者到省內園區企業就業。
一些企業負責人說，今后勞動保障部門應加快整合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完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平臺建設，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用工機制，圍繞園區產業及行業特點，及時掌握工業園區企業用工需求，及時發布企業用工信息，通過專場招聘、送崗下鄉、勞務協作等多種方式，為勞動者求職就業和企業招聘用人提供及時有效的常態化、精細化、專業化服務，提高對接成功率。
共青城歐唯諾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場總監徐建福說，企業目前缺工150人左右，為解決用工短缺的問題，企業與附近的九江學院取得聯系，引導學院相關專業的學生到企業見習，既解決了用工短缺的難題，又讓學院學生掌握了一技之長。
一些企業負責人建議，勞動保障部門應積極引導園區企業與大專院校建立長期合作關系，根據園區企業和項目特點，結合院校專業和師資資源，強化對接服務，采取長訓、短訓、輪訓等形式為園區企業培訓合格的技術工人。
提高工資待遇、改善用工環境，用待遇和環境留住員工、吸引員工是企業無法回避的問題。江西省就業局局長王小平建議，地方政府應引導企業積極探索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堅持以人為本，實行人性化管理，根據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和自身經營狀況，合理確定薪酬待遇，幫助企業合理制訂全年用工計劃，避免發生生產 淡 季 大 量 裁員、生產旺季又招不到工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