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華社播發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署名文章，這是文中的一句話。
此言一出，激起了無數人心中的漣漪。
華南師范大學人才測評與考試研究所所長張敏強說，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學做過不完全的調查，“當時城市大學生已占90%，現在估計只會更多。”
“從兒子讀高中起，我就要借貸付學費了，大學……”廣東德慶縣馬圩鎮榮村的村干部老戴感嘆。 現實遠不止此。當了18年中學教師的楊明偉說，在他執教的縣一級中學里，每年只有25%的初中生會選擇上重點高中考大學，而18年前這個比例是60%。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議題。”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表示，但在廣東社科課題研究中處于“未完成”狀態。連日來，本報記者著手開展了目前農村生源在高校中所占比重的深入調查，以求探詢每年擠入高校大門的千軍萬馬中，農村孩子的腳步為何逐漸遲疑。
“很多人說，粵北粵西等地區的中學就是珠三角的師資培訓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本來經濟社會發展了，農民收入逐步提高了，農村孩子上學的機會多了，但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卻下降了。”在廣東，總理的這句話到底是否符合實情？
無論今昔，孩子們都從自家起步。未作刻意篩選，上周本報記者著手調查的是粵西一條最普通不過的村莊。
兒子剛讀上高中
老爸就開始借貸
德慶縣馬圩鎮，隱藏在一條省級公路的旁邊。時值砂糖橘的搶收季節，路旁雜亂地擁擠著一個又一個臨時的交易帳篷。昏暗的光線里，布滿了為這些果實忙亂不堪卻心情煩躁的當地各村農民，他們希冀著在迎春年果市場做最后一搏。學校早已放假，各家各戶賦閑在家的孩子們被大人們帶領著，也投入了這場生死攸關的“戰斗”。
但是繁忙并不意味著豐收，“一窩蜂”的種植沒有帶來良好的經濟收益。交易市場內外，到處傾瀉著因為來不及出售而腐爛的橘子堆。在距離鎮政府不到5公里的榮村，村委會副主任戴兆楷一臉灰暗，“我種了十幾畝橘子，辛辛苦苦一年，現在算算，賣掉這些橘子還要虧十多萬元。”
老戴的寶貝兒子去年考上了縣城最好的中學香山中學。“450人考中了90人，我兒子排30名。”言語之間他頗感自豪，并早早已經打探清楚，這所中學的學生每年能考到大專以上院校的比例是1/2左右。
按照老戴兒子的成績來看，考上大學并不難，然而能不能上卻似乎是另一回事。“不瞞你說，我雖然是個村干部，一個月的工資也就300元，這個錢連兒子在縣城中學讀高中一個月的伙食費都不夠。”老戴兒子在香山中學的學費是每個學期1050元，“我們靠借貸交上的”。
但他表示，榮村在德慶還不是最窮的村，“也就中等水平左右”。“每個村民每年的收入不到4000元，連吃飯都很緊張，孩子上大學不借錢是不可能的了。”由于沒有太多可供創收的環境條件，目前該村的村民主要靠務農為生，幾年前風光的砂糖橘種植現在已成了“雞肋”，各地一哄而上造成了惡性競爭，“現在我們批發價格才0.8元一斤，成本都收不回來。”整個村子去年最大的一筆集體收入來于租地，僅9000元。
“供不起，這是最實際的原因，有錢誰不想供大學生，但是有實際困難啊。”老戴并不承認村里這些年考上大學的孩子數量比過去減少，“因為社會進步，孩子們的素質比過去有所提高，這些年村里每年都有兩三個考上重點本科。但是能不能讀上，客觀困難還是存在，我一個親戚的孩子，單親，去年考上了也沒法讀，先打工，后當兵去了。這在農村很正常。”
兩年前，在教育部主辦的“高校可持續發管理論壇”上，專家們提出“一個農民13年純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個大學生4年花費”，如今依然是這樣。
老戴說，兒子的爭氣多少給了他很強大的精神支撐。在兒子就讀的馬圩鎮中學里，招收的是全鎮各個村辦小學自然升讀的孩子，“9年義務教育階段，初中是全升的”。每一年，這所中學招收的初中生有450人左右，“畢業時其中70%以上會出去打工，大約30%會上高中。”具體到老戴兒子這一屆，考上縣高中的一共90人左右，其余的360多名孩子全部分流。
“我們村只能算中等狀況。”老戴一再強調這一點。在馬圩鎮另一個村誥贈村的思落小組，村民大約有350人。在鄰鎮官圩鎮沙旁中學任教的教師梁永波分外留意村民的狀況。對于大學生有沒有逐漸減少這個話題，他格外有興趣。
“上個世紀90年代，那時大學生就業還比較吃香，村里都使勁培養大學生，才幾百人的村民小組每年都有七八個大學生冒出來，最厲害的出國留學去了。”梁永波回憶，那是村里歷史上最輝煌的幾年。“但是從2003年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沒怎么聽到有大學生出來了，我只聽說2006年有一個考上了廣東商學院。”
“主要是出路不好。”梁永波認為，“這幾年村里每年都有五六個孩子初中畢業，其中有三四個選擇讀技校，有兩三個被家里安排去種水果，基本上沒有孩子會選擇讀高中，不讀高中，自然就不可能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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