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被視為就業形勢嚴峻的一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大學生就業這么難，又該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新年到來之際，《中國新聞周刊》就此專訪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鄭功成長期從事社會保障、勞動就業及與民生相關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是國內著名的社保與就業問題專家。
就業難不是擴招惹的禍
中國新聞周刊：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年年都存在，今年尤為突出，你怎么看？
鄭功成：相對于上世紀，近年來大學生人數是在不斷增長，這毫無疑問將影響到大學生的就業去向。比如，我們這一代人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上大學，每年招生數量僅20多萬人，上大學時學費很低，畢業后實行包分配，多數同學被直接分配到中央與省級機關做公務員或公職人員。近十年擴招后，每年招生人數已經增長到近600萬人，家庭投入的高等教育成本日益升高，對子女就業的期望自然伴隨教育投資的增長而提高，這是一種客觀反映，但政府不再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實行包辦，而是必須適應就業的市場化并參與就業市場競爭。雖然我國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進入了大眾化教育階段，但家長與大學生個人仍然始終對畢業后的就業抱著高期望值。當這種高期望值與現實中的就業崗位和機會存在落差時，大學生就可能陷入難以就業的處境。
然而，我一直認為，當前大學生的就業難并不是擴招惹的禍。打個比方說，我國有3億農村家庭，現在已經進入了21世紀，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30年，每個農村家庭看上彩色電視機應當是生活條件得到改善的必要標志，同時我們每年能夠生產2000萬臺彩電。但農村有的家庭買不起彩電，有的地方沒有電，有的地方缺乏接收設備，等等，導致本該用上彩電的農村家庭，由于種種原因看不上彩電，2000萬臺彩電也賣不出去，這種情形只能表明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卻不能說明彩電生產過多、過剩。
同樣，我們現在的大學生人數雖然在持續增長，卻絕對不等于大學生多了。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一個正在快速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一年有600萬新增大學畢業生，這個規模并不算大。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在我國勞動者隊伍中所占比重不到5%，這不要說在發達國家，即使是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也是相當低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大學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應當看到，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在整個勞動者隊伍中所占比例偏低的格局，正在日益制約著我國產業升級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因此，我認為還應該進一步發展高等教育，繼續擴大招生規模，為國家的快速工業化、現代化培養更多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就業難的原因
中國新聞周刊：既然大學生還不夠多，而當前大學生就業確實越來越困難，你認為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有哪些？
鄭功成：還是拿剛才的彩電打比方，彩電要賣到農村去，首先必須要通電，要有接收信號的天線，如果基本條件都不能滿足，即使農村居民想看彩電也應當看到彩電，即使彩電的生產數量并不是真正過剩，彩電也賣不出去，也會出現虛假的過剩現象，這不能責怪工廠生產太多了。因此，要真正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就要通過產業升級和促進城鄉與地區協調發展等多種手段，來創造更多適合大學生就業的崗位，同時通過完善相應的制度環境來奠定公平就業的基石。
大學生就業難，關鍵還是就業空間因落后的經濟增長模式與相關制度安排的缺失而受到嚴重的局限與束縛。打比方說，為什么現在有這么多大學生報考公務員？毫無疑問，公務員飯碗穩定，勞動關系比較規范，養老和醫療等都有保障，只要一進公務員隊伍，便不再有生活風險與各種后顧之憂。如果是去農村，或者去民營企業工作，或者個人創業，就很難享受到同樣的待遇，就缺乏生活安全保障。所以，這要從我們的制度上找原因。
中國新聞周刊：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鄭功成：具體來說，大學生就業難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原因：
首先，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大學生的就業空間就受到限制，大學生一走出校門就處于不公平的狀態。社會保障制度應當解除所有勞動者的后顧之憂，但這一點現在并沒有做到，一個殘缺的社會保障體系必然造成不公的就業環境。因此，社會保障越健全的單位，越受大學生的追捧。同一個班級的同學一走出校園到不同的單位工作，福利保障的差異就異常巨大，從這個角度講，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步伐應該加快，它是促進大學生就業空間擴充的基礎性工程。
其次，我國的就業市場還不是一個公平的市場，各種歧視與失范現象仍然較為嚴重。如果就業市場是公平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就可能是其自身的問題。但是在現實的就業市場中，不公平因素卻有很多，比如有關系的人占據了待遇優厚與有福利保障的崗位，或者進入壟斷企業工作，學歷本位與關系本位的影響深厚，這種失范與不公平性實際上損害了大學生和就業崗位的有效匹配，這些非正常、非公平的因素破壞了就業市場的公平性，造成了就業“錯位”，而人際關系客觀上在我國現階段的就業中仍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者，我國的經濟結構也存在問題。目前我國低層次的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總體上符合高素質勞動者的崗位偏少，這些就業崗位的增長相對于整個勞動崗位的增長速度偏低，這與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產業升級過慢有直接關系。上世紀80年代，我國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創造出200多萬個就業崗位，到90年代降低到100多萬個就業崗位，進入本世紀后，同一指標持續下降到80萬個以下。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直接導致我國就業市場的兩個滯后：就業崗位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能夠滿足高素質勞動者需求的就業崗位增長又滯后于整個就業崗位的增長。
第四，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限制了大學生的就業空間。如果城鄉協調發展，那大學畢業生就不一定要呆在城區，也可以去郊區與鄉村、去基層。但現在的情況是，大學生都往沿海發達城市集中。我去新疆、寧夏調研，發現那里其實很缺大學生。在西部地區，相當一部分法官并沒有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比如西部地區某市一年有5個法官通過了司法考試，但最后全部辭職去了沿海地區。地區發展失衡與西部地區待遇差，事業發展前景受限是大學生不愿意就業的主要原因。
最后，片面的人才觀、用人觀及其所造成的學歷崇拜與學歷歧視現象并存,也直接降低了大學畢業生與就業機會的有效匹配，并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扭曲了正常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比方說，有的高校在招聘老師時，不僅要看博士畢業學校，還要看本科學校，如果本科讀的是三流大學，即便博士時是一流大學畢業，也會一棍子打死不予錄用。還有體制問題，如一些本來可以釋放的工作崗位卻因所謂事業單位編制限制而不能變成正常的工作崗位，等等。
就業機會的不公平不僅表現在大學生之間,也表現在大學生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正是由于有關部門未能有效地維護就業市場的公平競爭，導致了本來應當最有就業競爭力的大學畢業生反而成了特殊的就業弱勢群體，這是就業市場異化的直接結果。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今年的就業形勢，你有何預測？
鄭功成：今年的就業形勢會更為嚴峻。金融風暴已經波及到一些出口企業，并在向其他實體經濟延伸。它導致的后果首先是裁員不可避免，其次是打擊了投資者的發展信心，盡管一些企業沒有受到金融風暴直接沖擊，但由于預期悲觀，也會減少雇員，或者推遲增聘員工的計劃，這進一步加劇了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但是從長期來說，即便金融風暴過去了，如果前述五個問題不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將年年如是。因此，當前既要有治標之術，更要有治本之策，要在治本方面下真功夫、下大功夫、下苦功夫。
政府應維護勞動就業市場的公平與公正
中國新聞周刊：在大學生就業問題上，政府可以有哪些作為？
鄭功成：就長遠而言，政府必須要為大學生參與就業市場的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與制度安排，創造并維護勞動就業市場的公平與公正是對大學生就業的最大支持與最好保護。如果能確立這一政策并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受益的將不僅僅是大學生，而是所有的勞動者。
眼下一個最緊迫的問題是，社會保障必須強力推進。這涉及到責任分擔的問題，就是政府要多掏錢，不能夠都推到企業和個人身上。與國際水平相比，目前我國的社保、醫保中，個人和企業的繳費比例偏高。比如，養老保險是單位20%，個人8%，二者合計28%，如果再加上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住房公積金等，單位和個人所支付的費用就相當于工資額的一半左右。這一比例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因此，盡快推進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國統籌，不僅是實現勞動者自由流動并有利大學生公平就業的政策取向，也是擴大覆蓋面和降低費率的前提條件。
實際上，建立健全的社保體制事實上是一箭多雕的。它是實現國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基本途徑，不僅給國民以安全感，同時還能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比如現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國內消費低迷，與社保制度不健全、后顧之憂繁多直接相關，一個生活風險倍增又因缺乏相應保障制度安排沒有安全感，如何能夠放心消費呢？
建立全國性社保體系的困難在于，目前尚未真正達成共識，對健全社保體系尤其是如何健全社保體系存在分歧。一是對社會保障存在模糊認識，不僅沒有將其看作是促進發展和穩定的手段，而且簡單地視其為國家負擔與財政負擔；二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讓此前沒有社保的國民參與分享，擔心這會攤薄他們現有的福利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保改革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仍然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今天，社保事實上已經成為抑制消費、影響經濟發展戰略轉型的重大因素，這應當是一個深刻的教訓。近幾年來中央正在加大投入、加快這一制度建設步伐，對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等重大問題有了相對明確的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在加快審議《社會保險法》，一旦在2009年獲得通過，所有工作者都將能享受到養老、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當然，這一法律在短期內還不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能夠給人以穩定的安全預期。
此外，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步伐也需要加快。政府主導下的產業升級，關鍵在于扶持什么、淘汰什么？比如政府宣布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就應當與就業崗位的增長數量密切掛勾，同時淘汰一批低層次、高能耗的產業，扶持一批能夠吸納高素質勞動者的高層次產業。政府在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上，眼光應該放得更長遠，應當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來解決制度、體制與機制上的問題，搞好基礎工程建設，創造并維護公平就業環境，鼓勵創業與優待到欠發達地區及鄉村工作的畢業生，只有在長久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大學生就業問題才不至于每年都成為大問題。（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楊正蓮周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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