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諸事纏身的王輝(化名)老是感覺“很頭痛”。有一次，他打電話回家時，和母親說著說著就哭了出來。平日里，這個24歲的大學生盡量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不在同學、老師以及實習單位的同事面前流露煩憂。不過，偶爾他也會找朋友傾訴一下，不然，“憋在心里太難受了”。
諸事中，今年的助學金發放最讓他撓頭。作為山東濰坊某高校一個畢業班的班長，在國家規定和班級“民意”之間，要做到二者兼顧，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1月初，學校通知各畢業班的學生干部開會，傳達今年助學金的發放事宜。王輝的班級拿到了兩個國家勵志獎學金的名額(2500元／半年／人)、6個國家助學金名額(1000元／年／人)，以及5個貧困補助名額(100元／年／人)。這意味著，班里58名同學中，將有近1／5的人能拿到數額不等的錢。
在以往，獎學金和助學金的發放并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獎學金的人選評定自有學校的一套綜合測評辦法。各種指數一綜合，丁是丁卯是卯，大家也無話可說。“盡管有不少同學背后會議論，說某些學生干部占了便宜”，但畢竟框框在那里擺著，大家議論一陣也就不了了之。
助學金的發放略顯復雜。按規定，發放對象是來自困難家庭的學生。王輝所在班級，有70%的同學來自農村，困難比例較高。但非要比出個困難程度的子丑寅卯來，一些同學“面子上也擱不住”。因此，頭兩個學年，班里的助學金名單一般是班干部討論決定，讓那些平日生活明顯拮據的同學打申請，事后并不張揚。如此平靜地過了兩年，一些同學并不知情。
大三那年，王輝當上班長，事情也發生了變化。學校開始公布各班級申請到助學金的同學的名單。于是起先對此事不知情的同學有了意見，紛紛要求改變助學金的發放辦法，以示公正。經過多輪討論，最后班上同學決定，干脆效仿他班，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選”出貧困生。對此，背后的議論依舊不少，有“人緣好的人得到的票數當然多”之說云云。
一些班級的貧困生選舉大會變成了訴苦大會，想申請到助學金的同學必須登臺演講。有人極盡渲染貧窮之能事，有人則認為此種自揭傷疤的表演“有傷尊嚴”，“恥于登臺獻丑”。結果，弄得班里沸沸揚揚，效果并不好。
為了維護和睦，王輝班里又民主決定，拿到獎學金或助學金者，“自愿”捐一部分錢出來，作為班費。同時，為避免因獎金數額差別，造成“收入”差距過大，引發矛盾，班干部還需做各個得主的工作，內部均衡一下數額。如此操作，王輝安安穩穩當了兩年班長。
今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因是畢業班，大部分同學都分散到山東各地實習，短期內不可能全部回來，民主投票的方式顯然不能采用。王輝和在外地實習的班團支部書記電話溝通，最終決定，在班級的QQ群上發起討論。想法一出，王輝就給分散在各地的同學發短信，約定時間到QQ群上討論助學金發放辦法。
16日晚7時，班里部分同學如約來到QQ群。也許是換了一種方式，也許是因為躲在網絡中，王輝的同學小李感覺到，大家的情緒和當面討論時“完全不一樣”。一些同學言辭激烈，“說出了露骨的話”，一些同學“穿著馬甲”匿名表達看法，有的甚至謾罵搗亂。
“因為大家分散在各地，短期內誰也看不見誰，所以說話的顧忌少一些。”小李在電話中笑著說，“借助網絡，我覺得大家都表達了最真實的想法。”
近兩個小時的討論，上線的約40名同學基本上形成了兩派觀點。一種觀點主張將這1萬多元平分，另一種觀點則主張按國家規定發放。還有部分同學持無所謂的態度。
主張平分的一方認為，以前助學金的人選比較固定，資源都集中在了少數幾個人手里。但事實上大家的家境都不太好，只是出于各種原因硬挺著，“暗自嗟嘆”罷了。現在大家就要畢業了，希望“見者有份”，也享受一點助學金。
主張按規定發放的一方則表示，如果平分下去，每個人不足200元。這點錢，對于一些同學來說，僅僅意味著一件衣服、一雙鞋，甚至不夠“女生把頭發拉直”的費用；但對另外一些生活的確困難的同學來說，則意味著一個月的生活費，意味著1／5左右的家庭年收入。
在這個月生活補貼只有26元的學校里，200元錢，說多不算多，說少絕不算少。于是雙方據理力爭，勢均力敵，最后也沒有爭出個所以然。
這可把班長王輝急壞了。人選名單要盡快上報，不然學校可能就會取消班里的名額。“那樣的話，損失可就大了，更不好向同學們交代。”最后，他只好自作主張，將去年“民主推選”出來的貧困生名單上報給學校，并讓這些同學填寫了申請表格。
“先把助學金申請下來再說。”王輝一連串地嘆氣，沉悶的語氣中透著無奈，“民主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郭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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