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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11月14日電
深刻理解《建議》主題主線 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李克強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建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據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結合當前國際國內新形勢，確定了“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總體思路、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對今后5年發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指導“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建議》明確提出，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刻理解《建議》的精神實質和“十二五”規劃的主題主線，對于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正確認識“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外環境
“十一五”期間，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有效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巨大沖擊，戰勝了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勝利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和任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綜觀國際國內形勢，世情和國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變化孕育著機遇，也伴隨著挑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征。
(一)國際環境的新趨勢
當前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國際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發展模式、供需關系、治理結構調整變化，外部環境更趨復雜，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多方面影響。
一是世界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發生新變化。世界經濟不確定性仍然較大，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依然存在，各國經濟復蘇仍不均衡，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主要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不振，房地產、金融等支柱產業在危機中受到重創，新的經濟增長點短期內還難以形成。一些國家政府負債過高，財政收支矛盾突出，其潛在危害和影響不容小視。特別是一些主要經濟體為刺激本國經濟復蘇，持續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大量投放流動性，可能會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推動能源資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熱錢的涌入也會對新興經濟體發展帶來沖擊。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經濟結構重組引人關注。一些發達國家開始倡導儲蓄、鼓勵出口并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試圖解決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過高、經濟“虛擬化”等問題。有的發達國家還實施擴大出口戰略，推行產業回歸和制造業再造，力求改善貿易失衡狀況。世界經濟緩慢增長，全球需求結構明顯變化，對我國穩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形成新的壓力，也對我們在內需和外需的平衡中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孕育新突破。國際金融危機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可能進入創新集聚爆發和新興產業加速成長時期，綠色發展成為一大趨勢。不少發達國家在應對危機中提出“綠色新政”，制定未來發展戰略，大幅增加研發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醫藥、信息網絡等領域創新發展。全球范圍內，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等正在興起，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在有些領域，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相對較小。在這樣的背景下，只要我們把握趨勢、應對得當，就可能搶占先機、贏得優勢，推動實現跨越式發展。否則，就會貽誤時機，難以實現趕超，甚至陷于被動和落后。
三是國際治理結構出現新調整。經歷金融危機的洗禮，國際社會積極推動全球治理結構和金融監管制度改革。通過改進和完善已有架構，形成一個有利于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體系，以反映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已成為各方共識。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結構調整已經實施或正在推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有所增強。各國圍繞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的合作與博弈強化，牽動著國際關系調整演變和國際力量分化組合。如何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趨利避害，有所作為，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
(二)國內環境的新特征
“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又上了一個新臺階，我們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繼續發生新變化。
一是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呈現新特點。2009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700美元，2010年有望超過4000美元，“十二五”期間將向更高水平邁進。國際經驗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重要階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對我國而言，在這個階段，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繼續提高，消費結構將持續升級，投資結構、產業結構也將隨之調整變化，帶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為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在快速增長變動中，經濟結構升級的約束增多，社會結構平衡的難度加大，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存在不少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亟待加強和改善社會建設。
二是傳統增長模式面臨新挑戰。現在，我國經濟規模已位居全球前列，但人均國民收入仍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推進現代化，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先例。在經濟持續發展中瓶頸制約也明顯加大，傳統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主要表現在：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強化，節能減排任務艱巨。國際收支不平衡，外貿增長方式粗放。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消費率偏低。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協調，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許多核心與關鍵技術受制于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受土地、水、自然災害等多重制約，主要農產品穩產增產難度較大，加上市場流動性較多、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等因素的影響，保持國內價格穩定、管理通脹預期的壓力加大。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
三是人民群眾對提高生活水平和質量有了新期待。群眾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后，對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質量的愿望明顯增強。近些年來，盡管我國社會事業有了很大進步，但總體上依然滯后于經濟發展，仍是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塊“短板”。在就業、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領域，還存在不少難點和焦點問題，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夠。社會主體的多元性、獨立性、選擇性增強，而社會建設還不到位，經驗缺乏，人才也不足。這些都與人民群眾對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有較大差距。
(三)我國仍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黨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黨的十七大提出，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建議》明確提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我們要科學把握發展規律，主動適應環境變化，有效化解各種矛盾，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我們黨重要戰略機遇期思想的進一步闡述，是指導我們正確把握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戰略判斷。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把握時代脈搏，順應歷史潮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由關起門來搞建設轉向通過開放促發展，由傳統計劃經濟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新世紀以來，我們繼往開來，與時俱進，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中邁出堅實步伐。
應當看到，我國發展的有利條件、內在優勢和長期向好趨勢沒有改變。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穩步增加，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發展的回旋余地廣闊，物質技術基礎日益增強，產業體系比較完整，資金、勞動、科技等生產要素組合具有綜合優勢，經濟體制活力顯著增強，政府宏觀調控和應對復雜局面能力明顯提高，社會大局保持穩定。經過近些年的磨礪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的考驗，在許多方面又積累了新的經驗、鑄造了新的優勢。我們有信心、有條件、有能力把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形勢長期保持下去。
還應看到，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沒有因為國際金融危機而改變。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國際環境總體上仍有利于我國和平發展。國內外兩個大局互動加深，相互聯系更為緊密，為我國在全球范圍提高配置資源能力、拓展外部發展空間提供了機遇；全球科技產業變革趨勢，為我國發揮后發優勢、實現技術和產業整體躍升創造了條件；國際經濟體系和治理結構進入調整期，發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樣性更加受到重視，為構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使我們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可能。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戰略機遇十分寶貴，時不我待，稍縱即逝。同時應當清醒地看到，機遇和挑戰總是并存的。我們必須進一步增強責任感、緊迫感，增強機遇意識、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在形勢發展變化中捕捉新機遇，在國際國內相互影響中把握主動權，清醒認識前進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妥善應對各種挑戰，繼續緊緊抓住并用好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再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