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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27日08:50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下面我想談一下全球經濟治理的政治問題，中國提出國際關系民主化，這提得非常好。除了G20合法性以外，還有誰來治理與管理美國，美國一直在管理世界。這個問題還要坦率的提出來。最后一點，上一組還有許多人談到智庫的問題，我準備了許多關于智庫的話，我不想重復，這里想補充一點，除了中國學術界的同事的觀點以外，我本來想講薛老師的話題，我就不展開，只是想講一點，中國輸出，因為這里有一個外交政策的原則問題，鄧小平說中國不輸出，大家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去年我提交一篇論文，由清華大學的世界與觀察雜志下個月刊登出來，我想中國智庫必須要想辦法出口我們的思想，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智庫生產出來的、提供出來的全球治理，這是對于中國智庫而言，也包括對大學里智庫的使命和作用，我自己提到的一個重要的任務。這就是我所有的內容，謝謝大家。

主持人：剛才遲福林教授講到改革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龐中英教授提出要改革美國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反過來對中國來講是不是也有這樣可以討論的話題。下面有請墨西哥學院經濟系的教授羅梅羅，他談的題目是“智庫在墨西哥非正規就業與就業不足應對政策和制度框架設計中的作用”。

羅梅羅：大家下午好，謝謝組織者給我這樣的機會，我和大家談的是墨西哥的問題，我們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是不是做一個追隨者，還是作為政府應該深化我們跟美國的關系，我會談一下我們墨西哥的一些社會問題，犯罪跟販毒也是我們的社會問題，大家也可以幫助我設計一個框架制定政策，幫助解決我們社會的問題。我主要是談我們的勞工市場，我們看到，在墨西哥的勞工市場非正式用工非常多，因為投資的不足，而不是因為過分的管制問題。比如，我們的養老基金、養老保險、健康的醫療保險都不足，因此我們非正式用工是非常多，同時我們勞動生產率也是相應的比較低，而且他們的工作也不穩定。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非正式用工從1944建立起社會保障的制度，從那以后，大家看到非正式用工變化的情況，一方面墨西哥發展得非常快，還有就是我們在不斷的吸收一些富余勞動力。因此，我們的非正式用工非常多，1989年大家看是比較的高，那時候我們政府對經濟進行了一些放松管制，非正式用工產生了一種爆炸，作為一種結果。它從3%增長到35%。同時墨西哥跟美國、加拿大和歐盟簽署自由貿易的協議，這些自由貿易協議是禁止貿易的保護主義，不能進行行業的保護。這樣的話，我們的產業政策的出臺是非常困難。

（圖）大家看到這一張幻燈片是我們GDP的增長情況，還有出口增長的情況，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好像不是很大。另外，我們的出口是占整個生產量的47%，我們的出口量是比較大的。我們的財政部長也講到我們應對金融危機，由于我們的數量比較大，我們的應對能力是比較弱的。我們的帳戶下經常也是有很嚴重的赤字，我們的資本流入也是非常的大，但是資本流入進來以后到了什么地方呢？一方面進入消費領域，很少是變成了資本。這是工人的投資，在1980年到現在為止并沒有增加，這是實際的外匯率，也是在上升的趨勢。

我們來看一下墨西哥的貨幣政策。我認為，應該由遠期的貼現來計算利率的評價，我們不能夠用利率來刺激經濟，如果是用利率手段的話，就會導致資本的外流。現在央行是獨立的，財政部沒有一起來協作，這是我們的結論，我們現在有一個開放的經濟，但是金融系統的發展不足，還有就是一個獨立的銀行，我們的貨幣的估值過高，導致投資的利潤比較低。因此，我們在勞動力市場有很多的非正式的勞工，同時導致了生產率比較低，我們怎么辦呢？我們要把開放資本市場，我們要開放商品市場，我們需要美國的協作，包括商品的流通、商品的開放、資本的開放都需要美國的支持。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我們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們要對改革進行改革，要重新考慮資本市場的開放和商品市場的開放，如果大家在我們的制度設計上有什么建議的話，希望大家可以提出來。

主持人：下面有請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勞動關系和社會對話高級專家李昌徽先生，他演講的題目是“包容性發展與智庫在社會對話中的作用”。

李昌徽：主席先生，非常感謝給我這樣發言的機會，可以在這兒討論一下智庫在通過社會對話來促進包容和發展中的作用。我們剛才已經聽到關于在發展和改進治理過程中的智庫作用。我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工人的組織以及雇員的組織，一方面是因為我來自國際勞工組織，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都知道這個機構，國際勞工組織是一個特別的機構，它是比聯合國更早建立的，聯合國是在二戰之后成立的，但是勞工組織是1919年就成立了，事實上和中國的“五四運動”是同一年，我們的治理結構來說，和其他的聯合國組織還有世界銀行來說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專門是關注雇主以及雇員機構的組織，所以我們不是關注政府，我們是關注雇員與雇主之間的關系。我想著重來強調雇員以及雇工組織之間對話的重要性，因為這對于包容性的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看一下中國，中國的“十二五”計劃事實上就是要確保一個包容性的發展，同時使得發展能夠更加的公平，同時還有社會的公正，這也是我們國際勞工組織的目標，我認為中國要實現包容性的發展，不光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時還需要調整權力機構，包括經濟中關鍵的利益相關方，也就是雇主和雇員之間的權力機構，才能夠實現包容性的發展。

（圖）我們看這張幻燈片，我們看到這個公司的差距以及集體談判權之間的關系，很多國家工人的待遇是由集體談判來實現的，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國家，它的集體談判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北歐國家，我們看到事實上70%、80%多的員工都參與到集體的談判機制，但是左邊的這個國家，也就是美國、日本，他們員工參與集體談判的不到20%。由于這樣的差別，工資的差距，在員工參與集體談判比較低的情況下差距比較大，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固定的內在的聯系，越多的員工參與到集體談判機制里，工資差距就會越小。工資最高的10%和工資低的90%之間的差距是比較低的，所以顯示集體談判的力量，越多的工人參與到集體談判里面，工資的差距就會越小。

在中國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呢？這張圖就是中國的工會和集體談判協議的比率，我們看到紅色的部分就是工會的數量，從2001年開始工會的數量在上升，藍色的線是參與集體談判協議的員工人數，人數都在不斷的上升。在中國，還有國外的很多人都質疑工會的作用，很多人都認為工會不能夠代表員工的心聲和利益，這個批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強調說這種情況有所改觀了，因為勞工已經出現了短缺，還有就是更好的法律制度的保護，還有就是工會本身的改革，我們有證據表明中國的工會正在變得更加有用、有效。這意味著什么呢？是不是中國的工會能不能為勞工市場的分配帶來一些改變，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工會它加強集體談判的話還有一定的空間。這樣一種改革的話，不光是可以改變收入分配的情況，還可以改善二次分配，我們需要一種智庫更加系統的參與來研究工會以及雇員之間的對話，進行研究，同時在中間起到一個橋梁作用，從而來更好的協調雙方關系的優化，這不光是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是國際的問題，所以在這方面國際勞工組織非常愿意和IMF以及世界銀行一起共同增強改善全球的治理結構。謝謝。

主持人：謝謝李先生，李先生講的話題也是大家面臨的很重要的問題，中國確實也面臨這樣的問題，如何進行對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下面有請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主任王榮華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全球經濟治理與智庫的作用”。有請。

王榮華：主持人，各位代表，我就全球經濟治理與智庫作用談三點看法：第一，全球經濟治理需要有文化視角，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全球治理問題迅速上升到政策和戰略的高度，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經濟大國，為全球經濟體系的恢復與重建承擔著更多的國際責任，信心和決心，作為智庫應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還要積極推動文化教育，只有從心開始，以道相通，人對人，心對心，認真傾聽、互相尊重，努力消除障礙和誤解才能更好地推進國際合作和發展。我們曾經在上海舉辦過4屆中國學科論壇，我們分別以和而不同、和平-和諧、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是中國之道，討論闡述中國的和文化，得到與會朋友的肯定。在4屆中國學論壇是由民間來舉辦的，全球治理的討論不光是政府與政府的關系，就是說傳統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各類智庫乃至全球資本市場，也就是民間力量、民間智慧、非政府力量在全球治理當中的作用。關于全球治理議題，很多問題是很難依靠單個國家來解決，比如全球安全，比如生態環境，比如國際經濟，比如跨國犯罪，比如基本人權等等，而必須依靠國際的合作能解決。當今世界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還正在進行深層次的調整當中，以國際合作實現全球經濟治理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廣泛注重的，這要求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發揮起應對危機的重任，像G20峰會的力量為平臺，為解決全球治理問題提供了新的共聚合路徑，所以思考這個問題，需要有全球視野，需要有文化視角和民間的力量。

第二，全球經濟治理重在本土化治理，全球經濟治理需要全球的共同參與，某一個地區發展也會面臨著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有本土化的意義，也具有全球化一般性趨勢的特征，某一個區域，某一個地方發生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全力共同治理的，世界就好比是一個大王國，分成若干塊。我想以背靠中國大陸，面向太平洋(601099,股吧)的上海為例來做一個闡述。大家知道上海正在致力于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和經濟中心以及國際化大都市建設，這里有幾個問題，比如如何建設，這不僅僅是上海的大事，也是作為全球城市發展中的重要議題，這個問題本身就具有全球經濟治理的意義。比如說人民幣的國際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順應和適應這樣的發展要求，要為長三角，要為全球發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務和支撐，要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的競爭、合作服務，比如說我們正在面臨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和運行成本上升的重大挑戰。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建設和發展，比如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城市安全運行，綜合治理，交通、住房、社會保險等等諸多的公共問題，全球治理只有與本土設計結合，才能落地、落實。以國際合作實現全球治理，以本土的實踐創新全球治理，提供經驗和教訓。

第三，全球經濟治理需要新智庫發揮獨特的作用。應對全球風險時代，需要勇氣膽略，更需要智力智慧，除我們自己以外，特別要凝聚世界人類的智慧，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包括理念、機制、秩序，這是新智庫的歷史使命。從我們的研究和實踐來看，新智庫的功能和作用，我們想大致歸納成五個方面：一是戰略政策的儲備庫，堅持前瞻性、戰略性、可行性，與政府的關系我們應該是若即若離，所謂若即就是圍繞社會重大理論現實開展研究，所謂“若離”要求堅持獨立思考、獨立研究。二是解決社會大眾的問題，教育大眾理性思考，影響民意，影響民粹主義，在誠信成為社會稀缺資源的時候，智庫增加公信度迫在眉睫。三是莊嚴圣潔的學術殿堂，堅持以學術為一統，處理好水與船的問題，根與葉的關系，那就是說水漲船高，根深才能葉茂。四是人才培養的蓄水池，堅持實現思想者與行動者、學者與官員身份的轉換，目前中國的狀況，智庫到政府的人這扇門開得比較多，政府再回到智庫的相對比較少，這個門是開了半扇。既然政府要智庫的人，因此我們要成為一個人才池，隨時能夠提供，因為只有提供人才，才會有影響力。五是國際交流對話平臺，堅持開放性研究，傾聽不同聲音，通過交流，爭取話語權，共享人類智慧。因為我從教育界到政界，政界又到了學界，我體會到我們新制度生命力在哪里？在于回答實踐中的問題，防止隔靴搔癢，如果是束之高閣的話作用是為零，沒有信仰的智庫是沒有靈魂的智庫，我們絕不為五斗米折腰，也不為利益集團代言。上海社科院三年前成立了智庫研究中心，我們有同行說，你們在建智庫的智庫，我們想探索不同學科之間分支方向的相互交叉、相互提高，想推動具有中國特色智庫的研究及應用，在智庫研究中，我們也深深感到有不容回避的問題。比如一方面智庫建設是方興未艾、百舸爭游……我們智庫發展需要加強國內外智庫的合作與交流，特別是國際交流，只有堅持開放研究，共享經驗、智慧才能共同發展。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王教授。我們進行下面的議程，由專家進行點評。下面有請挪威駐華大使司文先生點評。

司文：主席先生，各位代表，能夠參加第二屆全球智庫峰會我感到非常的榮幸，謝謝組織者，謝謝諸位主旨發言人，分論壇四的主旨發言人講得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見識。剛才我認真傾聽了遲福林院長的發言，從它的發言當中學到很多的東西，您作為一個最主要的中國智庫的院長，在中國的發展當中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們是高水平的智庫。今天下午我們也聽了其他的發言，來自其他的智庫，來自其他的國家，包括來自印度的，來自墨西哥的，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集中來談三點觀察：一是我們面對問題的復雜性，全球經濟治理，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我們面對的挑戰是非常復雜的，很多的參會者談到決策者是需要智庫的，尋求新的思維，為政策所借鑒，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同意基辛格博士對于中國貢獻的話，沒有中國的貢獻，沒有新興經濟體的貢獻，想恢復這么快是不可能的。我們看到在世界經濟當中，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開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戰以后所建立起來的全球治理的模式應該做相應的變化。智庫的前瞻性和全球的視野非常重要。二是要強化智庫跟政府之間的聯系。中國的決策者現在愿意傾聽、愿意接受智庫的意見，吸收智庫的意見，這給我們留下深刻的意見，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在尋求好的創意，如何治理這樣大的國家，如何實現好的經濟轉變和社會轉變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中國的特色。

主持人：下面有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碧珍女士做點評。

劉碧珍：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我是來自臺灣的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首先我非常感謝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這次邀請我來參加這次盛會，今天就全球經濟治理和智庫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我個人的一點意見。這兩天以來，有不少的專家都提到全球治理效率是有待加強的，為了提升全球經濟治理的效率，我們覺得智庫可以跳出過去那種提供各種援助和咨詢的傳統智庫角色，采取積極的作為，來協助國際機構進行跨國的協商以及跨國的合作。

我個人認為各國的經濟智庫至少從下面幾個方向著手：第一，智庫要走出去，積極參與，定期和不定期的跨國智庫研究，前瞻的觀點針對全球治理的新進展，預先探測未來可能會出現的趨勢和沖突，并且提出具體的建議，以提供國際組織作為決策的參考。我們都知道，2008和2009年整個全球的金融風暴給全世界帶來非常重大的沖擊，雖然在風暴發生之后，全球治理扮演相當程度的角色，比如說像WTO、歐佩克，曾經多次呼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建議降低保護主義工具的依賴，共同對抗金融風暴所帶來的全球性經濟衰退。這種事后的危機處理顯然不如事前的積極防范來得重要。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之前，已經有不少專家提出警告，但是大家都是低估，次級房貸早已轉化成為金融商品，在世界各國流竄的事實。如果智庫能夠定期和不定期的召開國際會議，就可能影響全球的重要經貿事件進行深入的討論意見的交換，也許能夠對于世界的嚴重性會有一個比較全面性的了解，并且可以通過模擬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提出比較精確的評估和解決的方案，供國際組織來參考。如此也許可以防范于未來，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全球智庫高峰論壇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平臺，通過這樣的平臺，我們能夠做更有效的意見交換，在這個峰會所做的一些討論，所獲得的一些具體的結果或者建議，事實上是可以提供給國際組織進行參考，以發揮智庫超越國界的作用和影響力。另外智庫還帶來非常強大的學習效果，通過相互的觀摩、相互的學習、相互的討論，不僅可以縮小各個國家對于議題的意見，對于智庫比較弱的地區，也是強化他們能量建制的非常重要的途徑。

對于國際比較重要或者比較棘手的議題，可以進行意見的交流，了解各個國家遇到的問題遭遇的瓶頸，并尋求合作解決的最佳方案，再由政府出面協商。我們都知道多哈回合歷經十年的談判，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辦法達成協議，這也反映出目前的全球治理體系效率其實并不高，它背后隱藏一些問題需要進行改革。過去智庫都是在幕后，扮演幕僚的角色，今后智庫可以采取積極的角色，對各個國家進行各種可能性的探索跟交流，以及形成共識。目前各個國家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前，都是先由智庫進行可行性的研究，評估經濟效益，充分交換意見，在雙邊的認知和差距縮小之后再進行協商，可以提高協議達成的可能性。以去年臺灣和中國大陸在去年6月簽署經濟合作協議之前，兩岸的學者和智庫都做了非常多的交流和討論，這樣形式的互動事實上為區域經濟的治理建立非常良好的基礎，大家也可以想想看，這樣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衍生，應用到全球經濟治理上面。最后，究竟是由市場主導經濟發展還是由政府來主導，我有兩點意見：一是我是自由派的學者，我并不反對政府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里扮演的角色，像亞洲四小龍成功了，政府的角色是功不可沒的，市場的機制并不一定完整，政府有必要做適當的介入。一個好的政府治理不僅要高瞻遠矚，充分允許市場機制的運作，而且要能夠引導整個社會朝著良性循環的方向邁進。這個論點實際上跟遲福林院長認為的政府的機制也許應該要進行一些改革，這樣的觀點事實上是不謀而合的。以上是簡單的意見，僅供大家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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