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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下面茶歇十分鐘。
主持人:下半場繼續我們的話題,我們的主辦單位,這20年為我們中國的改革發展做出很大的貢獻,這就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下面我們有請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教授演講。題目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智庫作用”。
遲福林:謝謝寧思,大家下午好。最近一個時期,我們智庫和學者在如何評價中國主導型經濟增長的方式上有不同的觀點,作為中國的智庫,我們恐怕不能回避這一問題,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方式是不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突出特點,要不要改變這一模式,對此,我提三個問題與大家討論。
第一,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與GDP主義的膨脹。首先我們知道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貢獻。在市場經濟形成和經濟起飛過程中,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有客觀需求和歷史控制,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在哪里?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后,政府主導經濟增長方式的弊端開始凸顯,其風險逐步積累。例如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此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投資擴張上,導致投資增長過快,不斷加劇投資消費失衡。這些年,盡管社會消費零售總額保持兩位數增長,但2010年居民消費率已經降到33.5%歷史最低水平,在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消耗大量資源,加大資源環境壓力,一些省區的“十二五”大都是以投資的高速擴張和能源的過高需求作為支撐其經濟增長的兩個條件。我看一個材料,有的專家估計,全國各省區到2015年能源消耗總量加在一起將超過50億噸標準煤,這比2010年的32.51噸標準煤增加50%左右,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長期實行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我認為帶來的GDP主義的膨脹,從地方層面來看,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我認為有四個特征,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任務,以土地批租和上工業項目為突出特點,以資源配置的形成控制和形成干預為主要手段。今天看來,這一種增長方式使GDP主義盛行具有明顯的不可持續性。
第二,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與當前的改革困境。主要有三點:一是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扭曲了政府與市場關系。是堅持政府主導基礎上的市場作用,還是堅持市場基礎上的來強化政府作用,在經濟生活,這一問題還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是政府干預市場微觀利益,在某些地方成為常態。例如,政府占有控制的資源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這就使市場在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響。二是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偏離了政府的主要職能,在市場經濟體制形成的背景下,政府的基本職能是創造良好的發展條件,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從現實情況看,由于堅持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速度、投資、項目上,甚至把經濟增長同發展劃等號。這是公共服務不能不在多方面欠帳,由此也不能不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定程度的失衡。三是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削弱改革力度,在現行的稅收體制和干部考核機制下,GDP成為政府政績的剛性指標,這就使重增長、輕改革的傾向逐步突出,從當前情況來看,盡管改革在多方面有一定的進展,但總體上說改革面臨著多方面的困境。
第三,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與投資消費的失衡。
有三點判斷:一是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加劇投資與消費的突出矛盾。中國的消費力,尤其是居民的消費力逐年走低,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能不能在“十二五”時期扭轉消費下降趨勢,初步形成消費主導格局,這既是轉變經濟方式的成敗所在,也是改革的重點所在,它既影響短期宏觀經濟穩定,又決定著長期的可持續增長。從中國的情況看,改變投資消費失衡的格局關鍵在于變革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的體制機制。二是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加大了經濟結構的扭曲程度,形成消費主導,重在提高服務業發展的比重,從現實看,政府退場把主要精力放在資本密集型的項目投資上,導致經濟結構扭曲,這也是我們服務業長期徘徊在40%左右的重要原因。這種情況說明,如果不盡快改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改變經濟結構將是非常困難的。三是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進入明顯的優先發展的特征,事實上GDP長期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收入成倍快于GDP增長,國有資本擴張成倍快于GDP增長,這種偏好投資,是投資消費失衡的重要因素。實現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變,關鍵在于從國富優先的發展導向專項民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改變政府主導的方式應當是結構性矛盾,這就需要中國的智庫進行獨立客觀的研究,因此中國的轉型與發展需要大力的發展具有國際性視野、戰略性思維、獨立研究的智庫,今年也是我們中國改革發展智庫成立20周年,我們將按時努力建設中國改革智庫。謝謝大家。
主持人:遲福林院長提出很有挑戰性的話題,這個挑戰性的要害在于提出要改革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怎么改革呢?要進行機制的結構性的改革。下一位發言人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兼主席、印度政府前秘書長司馬拉瓦克維什南先生,他發言的題目是“智庫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與包容性發展的政策、制度安排”。有請。
司馬拉瓦克維什南:朋友們,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來分析一下我的觀點。在上一單元趙部長說了政府的官員應該是花更多的時間用于智庫,有些人在政府工作了幾十年,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加入了智庫的工作,所以這種過“旋轉門”的方式,我是前政府官員,現在是智庫的負責人。有的時候只有在離開政府部門,我們才真正的意識到現實社會是什么樣的,我非常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能夠與大家來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智庫的問題就是要保持獨立,我們就是獨立的機構,不接受國家的經費,根據項目來獲得經費,我們人員也不是很多,但是我們研究的面非常廣,我是我們機構年紀最大的人,其他的很多同事都很年輕,在我們機構中也有各個年齡階段的研究人員。印度的智庫作用跟世界其他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說研究治理、政策等等。我們看到很多的國家都有一些類似的問題,包括氣候變化。我們看到智庫的組織結構有所不同,研究的重點也有所不同,比如像中國,還有印度他們面臨的一些問題,有些更加緊迫。
薛瀾教授也提到了,在印度,我們有200多個智庫,我們的機構也是盡量的來使得智庫具有獨立性,我們是一個民主制的國家,權力機構是流動的狀態,我們不知道以后是誰上臺執政,這種情況不可能是只關注幾個人的觀點,我們是關注公眾。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光是研究政府,同時還研究司法機構面臨的問題以及立法領域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在經濟領域、環境領域以及安全社會運動方面的話都進行研究。在經濟型的智庫對于政府的影響會比較大一些,在司法和立法方面影響要小一些。環境方面的智庫在司法方面的影響大一些,而安全方面的研究智庫,它在政府方面的影響要更大一些,而研究社會運動的這種智庫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有相應的影響。
我非常感謝中國組織全球智庫峰會,使得增加我們彼此的了解,我覺得智庫非常的重要,獨立性對于智庫來說非常重要,作為智庫來說需要資金的支持,別人給你提供資金并不是說喪失你的獨立性。當然獨立性并不是說比較排斥合作,合作非常的重要,同時我也要強調聯盟的重要性,否則的話,沒有聯盟的話,我們要想理解人類共同的挑戰是比較困難的,找到答案是非常困難。我們應該采取一種開放的態度找到共同的答案,但是我們有一種歷史感,這種歷史感不應該對于一些現成的模式低頭和屈服。謝謝。
主持人:下面我們有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龐中英教授,他發言的題目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挑戰和智庫的轉型”。
龐中英:謝謝主席。首先感謝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邀請,非常高興有這樣的發言機會。因為我事先準備了一個發言稿,聽了兩天的會以后,覺得需要修改一下我的發言稿。許多人都是經濟學家,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談,我是從國際關系的角度,更多的偏向于政治學的角度來談。
首先談一下關于治理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尤其對中國參加會議的各位觀眾可能是應該有意義,“治理”這個概念在西方是跟政府相對的,這個詞進口過來以后,“治理”就變成政府為主體,我非常同意剛才遲院長談到的要加強我們社會和市場的力量,民間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第二,其實有三個概念我們需要注意:一是“國際治理”,二是“全球治理”,我記得去年10月份在上海世博會閉幕式上舉行的高峰會上,溫家寶總理、潘基文秘書長,還有美國的物理學家200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戴維·格羅斯教授,他談到愛因斯坦的世界政策思想,我非常高興看到這次會上的文件里有一位法國的發言者談到世界之所想,僅有“國際治理”和“全球治理”是不夠的,我們需要考慮某種類型的世界政府,加強聯合國,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第三,對于當前全球治理改革還是重建情況的評論。我參加這么多的國際會議,今年也分別在新加坡、比利時、盧森堡做了兩場演講,關于中國與全球治理的關系。前不久還去盧森堡參加了英國外交部的會議,我感覺到在整個國際上,包括在中國大概有兩個意見,一個是要改革舊的東西,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改革聯合國。還有一種思想是重建,我們看到這次峰會上有一個叫做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想法,還有人提出來說在三亞舉行的金磚國家的峰會,我們需要重建。我非常高興上一屆加拿大共識先生提到的“世界不會回到以前的情況”,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觀點。我們要把改革和重建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第四,有一個觀點要提出來,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許多個全球治理,比如G20可能是解決最高的問題是治理這些已經有的各種各樣的東西,聯合國安理會可能也要完成這樣的角色,我們已經有好多個治理,OECD等等,我們有政治、金融、安全、貨幣,我們需要更高的治理,我們要去對已經有的多種多樣的網絡的東西,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間的和政府的都要去做治理,這是更高層次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