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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蘇琦：我想問王欽老師一個問題，馬宏（音）他們對中國工業企業的規范化的管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接下來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企業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升級換代的壓力，產業轉移的影響，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些影響對企業管理并不是太能量化，比如說央企出去拿資源，給外國企業做代工，這個里面怎么量化我們的產業？
王欽：我們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能夠有更多的產出。我一直在思考，日本對于趕超歐美經濟，在這個過程豐田模式就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包括美國趕超歐洲的一些國家的時候，福特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實現了最根本的是生產效率的提升。從宏觀也好，從微觀講也好，實際上我們十二五和更長一段時間生產方式的轉變到企業而言最根本、核心的就是尋找一條中國效率生產之路。我們有很多企業愛提自己的模式，在這里我不多說。但是日本尋找到了這樣的模式確實實現了它經濟較高速度的增長。
比如說比亞迪(002594,股吧)的例子，它的例子就是在生產電池的時候就是完全自動化的生產線，它是和人力資源和機械裝備進行的組合，我想任何一種管理模式的提升歸根到底解決的途徑是把中國的具有的比較優勢的資源如何有效的集中起來。實際上大家一方面看到了中國所謂的低成本勞動優勢的逐步喪失的過程，同時我想人口是中國大家最大的問題也是資源。中國現在擁有世界上最高性價比的一些勞動力的資源。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很多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了研發中心，在這里我不把它稱為嚴格意義上的研發中心，這個更多是一種市場深化的中心，并不是核心技術的研發中心。在這些研發中心當中擁有大量的高性價比的勞動力在發揮作用，所以我想未來在中國的管理模式的創新，真正在世界模式當中得到驗證的一定是中國自身的要素資源能夠發揮作用的這樣一種管理的模式來參與到世界的競爭當中。謝謝。
主持人蘇琦：王波先生作為埃森哲的董事總經理，我想問您一下如果我們放到全球經濟史的框架來看，您覺得中國的產業轉移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出現失誤呢？
王波：我覺得第一個剛才實際上羅密歐·奧蘭迪先生談了，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可能不能稱之為奇跡，我同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些年的成就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因為到目前為止真的我還沒有聽到誰有一個完整的，滿意的對中國到底有為什么取得這樣的成就的解釋。實際上在過去的多少年當中，已經有很多人不斷的在預測中國這樣的發展是要崩潰的，這種預言已經有好幾次了，這個不能稱之為奇跡。
我自己覺得中國這些年的發展有很多成績，但是呢，同時我們產生了很多問題，或者我們在成績發展、速度的背后掩蓋了很多問題。特別是經濟結構的不平衡的問題，地區的不平衡，出口和內需的不平衡。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東西如果說我們沒有把它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上，在未來新一輪轉型過程中，也能夠把它作為調整結構的契機，下決心把這些調整過來的話，我覺得中國未來的產業轉移，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我自己覺得觀念、理念上面可能是我們最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謝謝。
主持人蘇琦：最后一個問題留給在座的媒體同事。
提問：假使產業轉移的主體界定在日本和中國之間，你覺得從日本能轉移出什么，中國又能夠承接什么？
王欽：我想對于這個問題分兩個部分回答，第一個，確實在日本地震以后已經出現一個現象，確實有電子制造業搬遷現象。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從你這個問題入手，實際上你是想講，我們承接了這些轉移，我們能夠得到什么呢？因為任何的經濟活動都有利的一面還有弊的一面，談到了現在的產業轉移跟以前的產業轉移一個基本的情景，就是特定時間和背景是在發生變化的。因為當時在90年代大規模的產業轉移，背景是產品的配套能力。無論是勞動者的技能還有我們的管理水平，和今天是有一定區別的。所以說這之間中國的企業或者各個地方政府在產業轉移當中除了我們獲得的經濟總量，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工業、增加值的不部分之外。
現在我們除了獲得這些東西之外，更想獲得的是我們能夠對地區經濟帶動產生一種持續發展的能力。因為我們同樣也擔心，我們說有歐盟商會的代表坐在這，我們同樣也擔心你找到成本更低，政策更優惠的企業，我特別擔心。隨著我們是有分工的，但是我們獲得是持續發展的能力，不是制造的產品。我們要設計出來適合更多消費者的東西，我想這是可能下一階段中國產業轉移，中國企業，中國地方政府的表現，我們要獲得的不是量的提升，而是技術的能力。謝謝大家。
主持人 蘇琦：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