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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發展前景有理由樂觀以待
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因素，我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可以樂觀以待。
一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轉變，經濟結構正在優化升級，速度和規模依然持續向上，這為我們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留下了充足的時間、空間和物質條件。
二是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雖然紛繁復雜，但核心是利益矛盾和利益訴求。與宗教、民族、意識形態等矛盾相比，利益的矛盾有自己的特點：它是理性的，不必你死我活;它能通過談判、協商、合議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加上我國政府力量強大，擁有足夠的經濟、行政、法律乃至文化輿論資源，只要轉變職能，擺正位置，端正立場，社會矛盾化解的前景光明。
三是中國人的智慧足以化解任何難題。全世界20世紀下半葉以來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數幾個經濟體中，臺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就占據三席。他們既為我們提供寶貴經驗，更為我們增強信心。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須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轉型
我國經濟必須實現從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的轉變;能夠創造更多向上流動機會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充滿活力的象征
□劉志銘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我國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從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因素來看，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收入中等階段以后面臨著一系列的風險和挑戰：
一是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改革開放以來建立在要素價格扭曲、資源能源高消耗、環境污染代價等基礎上的粗放式工業化道路和模式，在資源和環境約束強化條件下不可持續;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依賴出口實現高速增長的特定國際經濟環境難以重現，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明顯減弱。
二是人口結構的變動和人口紅利的消失。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支撐中國經濟尤其是制造業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正在逐年下降以及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的趨勢逐步顯現，其后果是依靠人口紅利維系的制造業競爭力及其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優勢地位正逐步消失。
三是改革放緩和逆市場化的趨勢有所加強。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控制力增強，國有經濟中壟斷部門的改革明顯滯后，影響了民間資本的發育和民間投資的擴大。
四是城鄉二元分割格局有所強化。長期以來，中國采取的“城市偏向”尤其是重點發展大城市的戰略不僅擴大了城鄉發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導致城鄉公共服務差異擴大，強化了城鄉二元分割格局。
五是社會流動性低的狀況可能導致社會結構的剛性加劇。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加速，各階層之間的邊界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另一方面，權力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三大資源呈現向上層集中的趨勢，處于較低社會地位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渠道收窄，難度越來越大，社會結構的剛性有加大的趨勢。這種狀況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從而可能對未來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
切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向追求共享式增長轉變，實現經濟的創新發展;抓住和諧社會建設的契機適時推進社會領域改革
雖然存在著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但從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進程看，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巨大的潛力。要將這種潛力轉化為現實，成功地跨越陷阱，一方面需要切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向追求共享式增長轉變，實現經濟的創新發展;另一方面要抓住和諧社會建設的契機，適時推進社會領域的改革。
以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構造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全社會儲蓄能力會因為勞動力供給下降而有所下降，這意味著資本形成會和勞動增長一同減緩，中國經濟必須實現從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的轉變。這就要求加速技術升級和產業轉型的步伐，大幅提升制造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并推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此外，發展方式轉變要求從過度依賴外需拉動轉向主要依靠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驅動增長，以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升級。
以培育和創造新的人口紅利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源泉。勞動者素質提升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帶來的負面效應，在勞動適齡人口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后，中國可以創造和培育由勞動者素質提升帶來的“新人口紅利”。開發這種新的人口紅利，需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繼續擴大對教育特別是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資，完善中職和高職教育體系，調整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結構，以及加強對就業者培訓。
以擴大民間投資提升經濟增長的內在活力。相對于政府投資，民間投資的擴大是構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機制、改善收入結構進而實現可持續增長的更有效途徑，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尤其是擴大內需的題中應有之義。為此，必須進一步加大對國有壟斷部門的改革，引導國有資本盡快從競爭性行業逐步退出，減少國有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并鼓勵民間投資在競爭性領域夯實自身實力的基礎上，逐步進入壟斷性行業，與國有資本展開合理競爭，優化產業組織、產業生態和市場結構，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以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戰略實現發展成果的城鄉共享。“十二五”是中國城鄉結構調整和城市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過程中，應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和質量之間的平衡，堅持走農村與城市的統籌發展和城鄉一體化道路，通過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農民市民化進程，讓城鄉居民共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利益，逐步減緩和解消城鄉二元結構。
以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構筑開放有序的社會結構。從國際經驗來看，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幾乎都是社會領域出問題的國家。從中國的發展階段看，“轉型”的內涵也已經不再限于經濟發展的轉型，而是擴展到社會發展轉型。一個開放而有序的社會結構不僅是經濟穩定而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而且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程度的體現。能夠創造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充滿活力的象征，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要構建這樣一種社會結構，需要政府將關注的重點由經濟建設轉向社會建設。從政府的支出結構來看，應該將符合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要求的公共財政落到實處，即將經濟建設的投資轉向社會領域尤其是教育和醫療健康等人力資本投資，不僅要使這些領域投資的總量增加，還要著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結構不平等，逐步減緩或阻斷貧困的代際轉移，并加大社會流動性;在制度上，要著眼于解決資源和機會配置的不平等，推動戶籍制度、人事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放松各種市場準入限制和職業準入限制，拓寬社會的流動和上升的渠道，使得階層之間的攀升有足夠的空間，并注重壯大和穩定中間階層，形成適合市民社會要求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