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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家發改委多次約見不同企業，與之共商調價事宜。此后，不少專家學者和平民百姓都發出了質疑的聲音。質疑大概有兩種意見，其一是日用品價格上漲是因為石油等上游價格的上漲，發改委為什么不約見中石油、中石化等壟斷國企，而去約見相對弱勢的民營企業？其二是認為發改委約見企業是一種錯誤的行為，是嚴重的“開倒車”，中國要重回計劃經濟的時代從而是對市場經濟改革的否定。對此，筆者認為，發改委約見企業事件的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妥，不過是執行其應有的職能宏觀調控而已。當然，發改委不能只約見民企，而是要約見所有對物價上漲有重要影響的企業尤其是壟斷國企。
顯然，這件事討論的實際上仍然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政府還是市場？是一個歷史問題。數百年來，人們對此爭論不休，直到今天仍然無法達成共識。根據各自觀點的不同，我們可將爭論兩方分為“市場”派和“政府”派，或者是“自由”派和“干預”派。前者的典型代表有亞當?斯密和馮?哈耶克，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充當“守夜人”的角色，而經濟的繁榮則應交給“看不見的手”來指導；后者的代言人則有重商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他們的核心思想是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進行強有力的干預。
此后，兩派之爭愈演愈烈。但遺憾的是，今天，斯密和凱恩斯的徒子徒孫們為了證明己方觀點正確并將之發揚光大，愣是將政府與市場割裂，將兩者視作是“相互對立、彼此替代”的關系。然而事實上，不論是“市場”派也好，“政府”派也罷，其先輩們并沒有將政府和市場完全割裂，而是認為某一方在起主導作用而已。比如，哈耶克曾說過，“一個功能顯著的市場經濟，有時是以國家采取行動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動對于增進市場經濟的作用而言極為助益，而且市場經濟還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動，只要它們是那類符合有效市場的行動……。”在實踐中，自市場經濟產生以來，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實行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就連美國這個號稱全球最自由的國家也不例外，其政府每每在關鍵時刻實行大規模的政府干預，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就多次采取了各種干預措施。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的發展同樣離不開政府與市場。毋庸置疑，“市場”派和“政府”派在我國同樣大有人在，且同樣是明爭暗斗，互不相讓。結果，兩派分別對我國政府政策的制定執行起到了相當的影響，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三五年”。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必須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能今天認為政府重要，明天又認為市場重要，否則將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
我們認為，政府與市場并非上述兩派所說的敵對關系，亦非世界銀行所說的朋友關系，它們更像是一種父母與子女而且是未成年子女的關系。從理論上講，政府應該是無所不能的，凡是市場可以做的政府都可以做到，市場有失靈的時候而政府則不會。當然，政府都可以做到并不代表政府都要做，在很多情況下還是要把市場可以做的事情交給市場來做。這在不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律適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放任市場本身就是干預的一種表現形式。然而在實踐中，由于政府自身無法完成其應有的職能，而必須交由其代理人即各級政府官員來執行，正是由于這種委托-代理關系的存在，才導致了政府失靈的出現。因此，作為政府的代理人，各國政府官員對于市場并非放任自流，而是時刻緊密監視本國經濟列車的動向，使其盡量在正確的軌道上行駛，而其一旦出軌甚至是有出軌的跡象，就必須立即果斷采取各種應對措施。而判斷一國經濟的好壞，物價水平可以說是一個既簡單又直接的指標。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發展，價格的漲跌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原因也更加錯綜復雜。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政府官員更應該盡其所能扮演好代理人的角色，執行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簡言之，就是要把我國的物價水平很好地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同全球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這對我國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我們更加堅定地認為，政府干預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重要保證，中國政府必須對經濟進行適當的干預。我們必須根據國際、國內經濟金融環境的復雜變化，把價格漲幅控制在合理區間，防止經濟金融出現大起大落，要把握好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節奏、時機和力度，理順價格形成機制，使價格能夠反映資源稀缺性、供求關系和環境治理代價，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為了保證干預的有效性，我們應該重點關注物價總水平、CPI、金融、房地產、石油、煤炭等關鍵領域和重點行業。（武鋒 國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