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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我國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過低、亟待提高，今天幾乎是社會共識，其實這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錯判。
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在持續上升。
中國勞動者報酬已進入上升周期，其增長受制于經濟發展階段，不是越高越好。以為拔高這個比重就可縮小貧富差距，更是一種錯覺。美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和貧富差距在發達國家中都居首位就是例證。
中國的收入分配改革必須走出眾多似是而非的認識誤區，劍指貧富不均的真正要害。
無痛的藥方一般最容易形成共識，但往往也是最不見效的。要真想縮小貧富差距，其措施要比今天人們一般議論的泛泛之舉，痛苦得多得多。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偏低是誤判
勞動者報酬是收入分配中的一個核心問題。而勞動者報酬成為國民最主要的收入，占有國民收入的最大比例，是社會進步的標志。由于我國的統計資料顯示，這些年來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持續下降，因此，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成為普遍的呼聲。那么，我國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畢竟出了什么問題？政府之手真能改善市場的初次分配嗎？政府的正確站位應在何處？我們的研究發現，目前的認識和政策應對是建立在統計口徑誤判基礎上的，需要重新審視與調整。
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指國民收入在市場經濟中各生產要素自發形成的分配。這時政府僅僅以商品和服務的間接稅形式分享收入，還未以各種所得和轉移的財政稅收手段加以調節。由于國民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即GDP相差無幾，而后者是通常的統計口徑，因此，人們一般所稱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指提高其在GDP初次形成中的比重。根據國家統計局依抽樣調查和國民經濟核算的資金流量表實物部分等不同來源公布的數字，我國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及再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在直線下降，2004年還有一個劇烈的下跌。不過，2004年的下跌是因為國家統計局結合該年全國經濟普查資料，在統計口徑上作了重大調整，即將原自我雇傭的個體工商戶(更準確地說是所有非農個體戶)的收入，由原本全算作勞動者報酬，改為營業盈余。由于缺了這一部分，2004年及以后的勞動者報酬總量自然就掉下來一大塊。為了彌補這個口徑變化帶來的數據不連貫，統計局已按新口徑對勞動者報酬進行了歷史回溯調整。同時，統計局又根據2004年經濟普查資料，回溯調高了以前年度的GDP數值。這樣分子調小，分母調大，調整后的各年勞動者報酬及其占GDP之比自然都會比以前大幅降低。當然這本身并不是說出現了什么問題，而只是反映了統計口徑和更新數據的變化。而且在調整前后，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的下降趨勢并沒有任何改變。
國家統計局當時對這個統計口徑的調整并沒有作出特別的說明。從理論上說，這是因為個體經營戶的收入，除去對雇員支付的工資之外，很難區分哪一塊是自己的勞動者報酬，哪一塊是屬于營業盈余，過去全部記為勞動者報酬并不合理。當然都記為營業盈余也不夠確切，所以國際上有一個規范的分類名稱，將個體戶收入歸為混合收入，意即勞動者報酬與營業盈余的混合。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統計調整的一個主要原因恐怕是原來的口徑太寬泛，過于夸大了勞動者報酬的數量，以至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竟然達到60%左右，成為世界各國之最。這當然太不真實。因此這種和國際接軌的口徑調整雖然降低了勞動者報酬的總額和在GDP中的比重，但應當說是誠實和積極的。
不過，統計局2004年大幅調低后的數字還是太高。我們來看國際比較(表二)。
我們看到，國家統計局調整后，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雖然開始略低于人均收入是我們10倍以上的最發達國家，但仍顯著領先全球中等發達國家、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這暗示統計局現在的統計口徑和數字應該仍有夸大不實的成份。對比聯合國定義的口徑發現，統計局在2004年與國際接軌所作的調整并不徹底。因為按現各國執行的聯合國SNA93標準，不僅非農個體經營戶而且農戶的收入也是混合收入，因此農戶的收入也不應被記為勞動者報酬，而統計局2004年的調整只走了半步。如將農戶收入去除后，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將再大幅下降5個百分點，即我國與國際同口徑的比重約為44%左右。
這樣，我們首先可以肯定，我國真實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確實顯著低于西方最發達國家，他們一般高于50%的水平，我們大致落后6-10個百分點。實際上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發達國家商品和服務的品牌、專利和增加值優勢明顯，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素質和勞工價格都顯著高于我們。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包括服務業高度發展，往往達到GDP的70%。而眾所周知，第三產業是勞動密集型從而勞動增加值比重很高的產業。我國目前尚處于工業化的中期，工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近半，第三產業尚不夠發展(剛達40%)，這自然會抑制我國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額。從這個角度看，即使其它條件不變，隨著我國的經濟成長和第三產業的長足發展，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也會持續上升。
其次，從表二中可以看出，不用說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即使與中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還是排在前列。金磚四國中除印度外，巴西和俄羅斯的人均GDP都遠超中國，但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44%比重則一點也不落后。實際上，勞動者報酬的比重與人均GDP即經濟發展階段有比較明顯的關聯關系。
這里恐怕有兩個因素，一是人均收入比較低的國家，往往公司化程度也低一些，因而農業和非農業中的個體經營即混合收入比重一般就比較高，這樣勞動者報酬的比重相應就會比較低。二是我們上面提到的產業結構的因素，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上，二、三產業的比重會發生很大變化，勞動者素質和權利要求也會不同，從而影響到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會隨著經濟發展程度持續上升，一直到像發達國家那樣一個相對均衡的水平。實際上，如果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走過的歷史過程來看，他們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也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高的，而且不少新興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在實現工業化之后仍然保有較強的經濟活力和成長率，是與他們勞動者報酬占比相對發達國家還有相當的空間，從而仍然保持一定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不無關系。如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至今人均GDP已數倍于我們，但這個比重仍和我國接近，而且近10多年來都出現了沖高回落、徘徊不前的狀況。
由此可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可以隨心所欲、任意拔高，而是要與經濟發展階段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狀況相適應。沒有自己商品和服務的增加值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份額提升，勉強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重只會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