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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李鳳桃孫冰|北京報道
在這個中產階級都買不起房的年代，對商品房的購買力似乎成為測定財富的一個標尺，這在北京更為明顯。
根據北京市“十一五”保障性住房及兩限商品住房用地布局規劃，從2006年到2010年，北京市規劃安排3000萬平方米的保障房。其中，很大部分保障房是配建在商品房之中，配建的平均比例為商品房的15%。
過去，一個個現代或陳舊的小區里，住進回遷房、安置房的并非收入在保障線以下的窮人，而擁有住房的也不是家底豐厚的富人；如今，一個個高中端的樓盤里，賣得起商品房的人們和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廉租房里的人們混住在一起，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碰撞將成為“貧富混居”的表象。
北京市住房保障辦公室的負責人告訴記者，自2007年以后配建的保障房目前都處于開工或竣工狀態，少量已經入住。
“混居”的麻煩不完全是“貧富”
而是生活習慣
位于北京廣渠門北里的京城仁合是北京最早的商品房與廉租房配建的小區，它的出現并非在北京市對保障性住房的規劃之中，其配建也是一種偶然。
作為“2002、2003年北京市委、市政府為市民辦的60件實事”之一，京城仁合于2002年開工建設，2004年入住，成為北京第一個廉租房小區，用于傷殘軍人、軍烈屬家庭和老勞模等優撫人群使用。規劃時，為了分攤廉租房的建設費用，政府將其中兩棟作為商品房建設出售，于是出現了北側兩棟為商品房樓，南側一棟U型建筑為廉租房樓的格局，其中商品房和廉租房各有400套。
在這個小區，商品房的居民大多為在北京工作的白領和經商者，廉租房的大多為北京本地的居民，其中有很多已退休的老人與家屬。
“你看，她就是那邊商品房的居民，我們在一個院子里，經常一塊兒聊天。”一個在廉租房樓底過道的居民指著一個帶孩子的大媽對記者說。在這個通風的走道里聚集著一些乘涼的老人、帶孩子的婦女，他們有的是北側商品樓的居民，有的就住在這棟廉租樓里，居民之間并不感覺有什么不同和隔閡。
“2006年出售的時候，商品房的價格在每平米6000元左右，很多業主也是用房貸買的房，雖然這邊是廉租房，但兩邊的居民在經濟上并沒有太大落差。”2004年入住廉租房的謝女士告訴記者。
但并不是所有的“混居”小區都如京城仁和一樣和睦。
“您跟我說也沒用，我們物業也沒辦法，警察都來了，不也管不了嘛！”李福成扯著嗓門在電話里對一位投訴的業主講。就在物業辦公樓后面的一塊空地上，一個臨時搭起的臺子上正在演出“二人轉”，圍觀的人也不少。
今年40歲的李福成是一家物業公司的“小頭頭”，他經常開玩笑說，他們公司可不簡單，因為跟國家機關似的，屬于“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因為要服務不同‘屬性’的業主，收費標準也不同。”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李福成所服務的小區位于北京市的南四環，盡管在十年前，這個區域還是一片菜地，但是現在變成了聚集了近千家公司的商務區、三個大型住宅小區、四個別墅項目、兩個公園和一個高爾夫球場。“原來這里有好幾個村，因為這些寫字樓、住宅、別墅、公園都要征地，所以都陸續拆掉了。”李福成告訴記者，“大部分拆遷戶都是安置在我們這個小區。”
據李福成介紹，他所在的小區一共分為六區，二、三、四區是經濟適用房小區，主要是提供給當地的拆遷戶；一、五、六區則是商品房小區，購房者主要是在附近寫字樓上班的白領。另外，因為緊鄰四環路，又很快會通地鐵，所以也有不少在中關村和金融街上班的年輕人會選擇在這里置業安家。
在這里，造成麻煩的不完全是“貧富”，而有生活習慣。
“當地村民雖然搬進了樓房，但是還是保持了不少老傳統，比如誰家有了紅白事不是去酒店，而是要在露天搭個棚子，請全村人吃席，而且要鬧一天。”李福成告訴記者，“不少商品房那邊的業主往物業打電話，說如果物業不解決‘搭大棚’的問題就拒絕交物業費，還有不少人打了110。”
甚至小區的綠化帶也成了矛盾引線。“很多拆遷戶還保留著對土地深厚的感情，于是他們就到綠化帶去種菜。”李福成還帶記者去看了那些種得相當專業的辣椒和小白菜。李福成原來也是本地村民，他很理解種菜的大爺大媽的感受，但是拒交物業費的商品房業主越來越多，讓他壓力很大。
同樣為這兩類居民揪心的還有一家餐飲公司的老板陳先生。他本來非常看好這個龐大小區和周邊寫字樓的客流量，打算租下小區臨街的一個底商來做餐廳。但是餐廳的定位讓他非常犯難，因為消費觀念、喜好相去甚遠的兩類顧客很難兼顧。
“如果只有吸引一半人進店，這個租金就太高了。”他告訴記者。記者也發現，小區配套的底商一大半都在空置著。
而就在小區對面，記者發現有一大片正在施工的工地，但是被涇渭分明地分成了兩個區域施工。“南邊一小塊是經濟適用房，北邊是商品房，據說還是高檔住宅。”李福成說，“他們規劃的得比較合理，用一條大路把兩邊隔開，當作兩個小區來建，這樣好多問題都可以解決。”
“混居”將越來越多，
但“窮人將移到郊區”
2007年，北京市按要求下發“配建令”，規定新建商品房項目入市前必須按一定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和政策性租賃住房)及兩限房。
根據北京市住房保障辦公室的統計數據，目前北京市進入政策房輪候的家庭共有14.6萬戶，已完成配售、配租7.1萬戶。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規劃，今年將新開工建設和收購廉租房4000套，同時加快2萬套在建房源的配租，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建在商品房中的廉租房，未來這種混居模式的小區將越來越多。
一直以來，開發商都將業務集中在商品房上，政府保障房項目往往被認為是成本控制難、利潤低，而且吃力不討好的“雞肋”。北京的開發商如何看待配建政策？他們愿意為政府的保障房政策打工么？
“(政府)在以一個必要條件限制我，我要買這塊地，就必須替你打工，這是開發這片土地的門檻。”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對《中國經濟周刊》如是說。
不參與配建開發商便拿不到商品房地塊，這已經成為了目前開發商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國家在全國推行配建政策，這是要把窮人和富人在住房區域上相互融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產處處長趙路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這個方向是明確的，商品房與保障房混搭的模式在國外已經執行了很多年，這是為了防止貧民集中區的出現。
然而，政策制定方的想法并不完全受到開發商的認可。
“有兩大弊病，第一，多種政策房和商品房混在一起，產權不清晰；第二，開發商和物業不可能給予不同群體成本相同的小區環境和服務，這必然帶來矛盾。”任志強告訴記者。
對于開發商來說，配建低端的廉租房和配套設施也會影響商品房的售價。所以，有的開發商寧愿貼點錢，讓小區的廉租房的外墻部分和小區環境與商品房大體相當。
更多開發商認為，如果保障房因房屋成本較低而支付相應比商品房少的管理費用，那么，兩條線的收費必然導致一個小區兩種差別化管理的現象，再加上保障房人員復雜多樣，也給物業管理增加了難度。
任志強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一堵墻隔起來就完全解決問題了，當然如果有條馬路能夠將保障房區和商品房區隔開那就更好。”
窮人和富人不可能完全融合，這是眾多開放商的觀點。北京萬科企業有限公司營銷總監肖勁對記者表示，富人因為付出了更多的成本，就應該享受到更好的地段、房子、服務，這樣也能讓土地等資源得到最好的開發和利用。
那么，“貧富混居”的前景如何呢？任志強認為，“隨著中心城區各種資源和服務成本的增加，窮人還是會慢慢移到郊區，最終還是會形成富人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