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天壤之別，早在王永松父親那一代人中就已經存在。王的父親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當時正逢三年自然災害，用奶奶的話說，父親的那條命是撿來的。父親讀完初中不久就進入大隊的生產隊，成了一名掙工分的壯勞力。
1949年，當時中國為了發展工業，設立了城鄉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村大量獲取工業發展所需的廉價原材料。僅1960年到1978年這十九年間，據不完全統計，通過統購統銷，農村為城市工業奉獻了3400億元人民幣的價差。
而城鄉差距在改革開放后出現了短暫的縮小之后，到了王永松這一代，又進一步擴大了。
到了2009年，農民三年的收入才趕得上城鎮居民一年的收入。因水稻賣不出好價，家里的水田面積從十多年前的20多畝，到現在只剩下不到5畝，剩下的都撂荒了。在王永松的父親眼里，過去十幾年化肥種子價格都翻了好幾番，可是政府的晚稻收購價還不到一塊錢。
出于糧食安全的考慮，中國的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至今仍處于政府嚴格調控之下。
眼下，王永松一家從土地獲得的收益，主要還是依靠種植業。按照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規定，中國農村的絕大部分土地不可作為銀行貸款抵押。農村集體土地只有通過國家征收轉化為國有土地后，才能上市交易，變為資本。不過，中國人民銀行今年7月28日，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的指導意見》，嘗試通過小范圍的試點，推動農地抵押。
對于這一點，王永松一家深有體會。在他的家鄉湛江，2009年政府新建東海島新區占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時，每公頃耕地補償45萬元，相當于45元/平方米，而目前湛江的商品住宅均價早已經突破6000元/平方米。國家稅務局統計顯示，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總金額達1.5萬億元，如果把這些錢發放到8億農民手上，每個人可以分得近2000元。
當除種植業以外的土地增值渠道被切斷后，打工就成了農民為數不多的謀生出路之一。
2009年，王永松也走上父親的打工路。由于英語一直跟不上，嚴重偏科的王永松念完初中后，就上了湛江當地的一所職業學校。17歲那年，進入廣東海南的一家汽車零部件廠，成了流水線上的小工。
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夠比湛江多出500元。這種地區間的差距，也導致了大批像王永松一樣的粵西農民，不自覺地流向了珠三角。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政府調整了此前的地區均衡發展思路，轉而優先支持東部沿海發展，在“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路下，政策、資金、人力等各種資源向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唐地區傾斜，這些地區依靠加工出口貿易保持了高速增長，并成為中國的財富聚集地。
南海，也搭上了國家政策的末班車。僅南海區獅山鎮一地，截至去年末，吸引了兩千多家工廠，年產值超過兩千億，相當于中西部數個地級市的經濟總量之和。
地區收入差距開始出現。到了2009年，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在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方面，最高的上海市已經比最低的青海省高出兩倍多。
這種地區收入差別，也體現在王永松的家鄉湛江和省會廣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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