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房地產”
一個時代的轉變常常是從最小的變動開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覺到。比如,1984年的時候,一些外國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動物園旁邊的老莫斯科餐廳了,而是改到長城飯店大堂慢慢品嘗牛油蛋糕。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莫里斯敏銳地發現,過去一直看重前門、和平門和宣武門的北京,正在努力往東拱身子:“以聳立在北京東郊的長城飯店為圈子,這里聚集了與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麗堂皇的高樓。”
變化不只發生在北京。今天,如果把萬科、招商地產、保利地產、廣州城建、浙江廣廈、華發股份、天鴻集團、宋都集團……放在一起尋找它們的共同之處,你會發現,這些房地產企業都出現在1984年。
這一年還有一件大事發生。1月24日下午,鄧小平的專列在南方繞了一圈之后,到達深圳。當他站在建成不久的羅湖國際商業大廈足有22層高的樓頂,眺望著新城區在建的高樓時,一個騎自行車的年輕人途經樓下,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他后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這個年輕人就是王石,他在4個月后成立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也是在這一年,在一家僅有幾個人的小型集體企業——北京怡達公司擔任副總經理的高干子弟任志強,賣了3年油條之后,被上級單位沒收了公司的經營權。他鼻子很靈敏,開始琢磨要修房子撈一筆。同一年秋天,浙江一個鐵匠的兒子樓忠福想方設法當上了他所在的建筑公司的經理,他立馬貸款160萬元,開始向房地產業進軍。
與他們相比,25歲的馮侖剛獲得法學碩士,并留校當了老師,他后來去了中宣部,又進了體改委,循著一條完全不同的軌跡前進。
他們在和這個時代一起進步。1984年,商品經濟時代的魅力開始顯現,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漸清晰。房地產公司從政企不分的混血兒過渡到完全企業化,就始于這一年。
10月里,主管房地產業的中央機構對組建房地產公司──那時候還叫“城市建設綜合開發公司”──作了明確規定,認定它們“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實行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
在同一個月,起碼有3份中央發布的文件,確定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國務院的一個暫行規定表示“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擴大商品化住宅建設,建設周轉資金由建設銀行貸款、企事業單位集資等多種渠道解決”。
市場運作早就開始了:往前推兩年,深圳一家報紙上出現了全國第一個房地產廣告,占了足有四分之一個版面。當然,不應該忘記的是,作為一個行業,“房地產”是在1984年被命名的。國家計委、經委、統計局、標準局等批準頒布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和代碼》首次正式將房地產列為獨立的行業。
1987年:拍賣土地
1987年眼看就要過去之際,深圳舉行了一次拍賣會。現場來了不少大人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外資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以及全國17個城市的市長。此外,28位香港企業家和好幾個經濟學家,以及60多個記者也聞風而至。因為很多香港人不懂普通話,這次拍賣用的是“雙語”:兩名深圳當地官員,一個講普通話,一個講粵語。
如果這還不足以說明這次拍賣的規格之高,那么,香港測量師協會贈送、專門從英國定制的棗紅色拍賣槌也可以用來作為佐證。槌聲一響,閃光燈閃成一片,一塊8858平方米、緊靠水庫的土地,最后以525萬元的價格成交。
那時候,人們還并不知道什么是“地王”。區區525萬元人民幣,就讓在場的人奉上了“沸騰的掌聲”。在當時的人眼里,對一塊土地來說,這是天價。
深圳,也是全國,首塊土地的50年使用權通過拍賣的形式找到了主人。
整個拍賣過程只持續了17分鐘,不過,有人認為,這是為此后深圳“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礎的17分鐘,也是中國迎來土地真正成為“黃金”時代的17分鐘。人們的激動之情不難從次日報紙的頭版窺見端倪:“這是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的空前壯舉,也標志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歷史新時期。”
新時期是來了。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響。接著是在上海,這一次,貨幣單位換成了美元,數字也漲到了2805萬元。又過了4個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了修改,將憲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規定刪去,改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緊接著,《土地管理法》也進行了修改,土地禁錮終于完全放開。
至于第一塊拍出的土地,一年以后建成了“東曉花園”,并首次采用了按揭貸款的方式出售,151套住宅,不到1個小時就全賣光了。雖然房價只有每平方米1600元,但開發公司還是憑借這筆買賣,凈賺了400萬元。
1993年:泡沫
這一年,人們見證了房地產的泡泡漲大到巔峰那一瞬間,然后又眼看著它一下子破了。這一年,許多人更記住了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詞語——宏觀調控。從此,這個本來是對經濟總量進行調節的概念,就與中國房地產結伴兒而行。
講到房地產泡沫,就要講到海南,就不得不回到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海口市那個著名的“三角池”。1988年,隨著新“特區”的成立,來自內陸的人一下子擠滿了這個張貼著招聘、應聘信息的地方。
此時已經進入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的馮侖,頂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比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的帽子,也來到了海南,其實就是下海,整天開著海南省委借給他的破面包車亂跑。
馮侖眼前的海南熱鬧異常,雜亂得像個大縣城,但他同時發現“每個人都充滿激情,充滿希望,兩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淚”。
恰好,在深圳沒有折騰出名堂的潘石屹隨老板剛剛來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個磚場,他被委以磚場廠長的“重任”,管理300多名“民工”,誰知一年多以后,磚場倒閉,磚場老板卷款離去。最失意的時候,潘石屹住在海南簡陋的招待所里,除夕夜想到值班室看看春節晚會,卻被服務員毫不客氣地拒絕了。
1989年,北京首次公開出售了商品房,盡管黃金地段的350套房子每平方米最高不到2000元,而且只賣掉了250套;天津、無錫和濟南紛紛建起了城市住宅示范小區,引得許多人參觀學習;1989年,中國第一個房地產經紀公司創辦,從此開始左右許多人的生活;到1991年,萬科已經成為首個上市的房地產企業。
一幕又一幕的財富大戲,顛覆了人們的致富理念。當海南開發的熱潮剛興起時,無數懷揣夢想的人們以及幾百億的資金流入海南,房地產在不經意中成了點石成金的捷徑。
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南方講話”,內容隨后被作為當年2號文件下發,緊跟在后面的就是中國房地產開發的浪潮。大批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仿佛一夜間冒了出來。
據統計,1988年,全國房地產公司為3124家,此后3年,全國房地產公司基本上維持在這個數量;1992年年底,這個數字卻一下子變成了1.2萬家,到1993年又變成了3萬多家。1992年,全國商品房的銷售額達440億元,比上一年增長了80%。
這場來勢兇猛的房地產狂潮首先是從海南島開始的。當時,這座總人口不足655.8萬人的海島上,到處都掛著房地產公司的牌子,最多的時候居然有5600多家。1992年4月13日的《海南日報》講了一件事:某房地產公司在海口市投資的25層大廈,剛破土就被搶購一空。還有人大概算了算,發現人口只占全國0.6%的海南,商品房卻占到了全國總數的10%。
1993年,這一切被推到了頂峰。該年度前5個月的統計數字讓西方經濟學家目瞪口呆:中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又增長了69%。
早在1992年年底,英國《經濟學人》就警告過: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外國佬的話音未落,意猶未盡者仍在做著暴富之夢時,1993年6月2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突然發表講話,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
緊接著,第二天,國務院發布《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一共16條整頓措施招招致命,一路高歌猛進的海南房地產熱戛然而止。大量資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人和企業叫苦不迭,悔之不及。數千家開發商卷款逃離。
這場調控的遺產,是給占全國0.6%總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國10%的積壓商品房。全省剩下的“爛尾樓”足足有600多棟、1600多萬平方米,閑置的土地18834公頃,積壓資金達到800億元,而在全國金融系統留下的壞賬就高達400多億元,是積壓房地產的重災區。
1985年,海南人邢詒前把他在島外挖得的“第一桶金”帶回家鄉,先開服裝廠,后開房地產公司。“那時,海南土地的價格直線上躥,讓人心驚肉跳,剛到手的10畝地半年內漲了50倍,300多萬元一畝,想不到吧?”
投身房地產業讓邢詒前從百萬家財的服裝老板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在事業頂峰期,他的資產一度達到兩億多元,擁有海口最高的樓以及10輛奔馳、皇冠、凌志等豪華進口轎車。他曾經以為自己手里的錢一輩子也花不完了,每天往褲兜里塞進兩疊現金,左右兩個褲兜,一邊1萬元,唯一的念頭,就是在回家之前花個精光。
但一覺醒來,他卻一無所有了,變賣家產也還不清欠款。他和中國的房地產業一起,在起步階段就接受了這樣的一次狂風暴雨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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