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上漲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普通工薪階層可支配收入減少，遏制了消費能力，拉大了收入差距
勞動收入占比為何持續下降
近年來，我國政府、企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擴大的趨勢。如何做大居民收入蛋糕，縮小貧富差距，已成為全社會熱切關注的焦點。從這期開始，本版將連續推出“社會財富怎么分”系列報道，圍繞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緊迫性、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設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等話題進行深入探究，希望讀者朋友們也來參與討論。
——編者
政府和企業的分配份額雙增加，居民的分配份額有所下降
最近，一則消息引發熱議：據報載，中華全國總工會有關負責人透露，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從經濟理論角度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實質是要素分配，統計時通常在宏觀意義上將國民經濟劃分為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分。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多數人認同的結論是：近十幾年來，我國政府和企業分配份額呈現雙增加態勢，而居民的分配份額則有所下降。
賈康說，通過收入法、資金流量表核算兩種方法，都可以得出這一結論。依據收入法計算：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為3.13個百分點，企業的資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個百分點；而居民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個百分點。按照資金流量表核算：1992—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個百分點；企業收入增加5.01個百分點；而居民收入則下降7.08個百分點。
居民收入包括勞動收入、財產性收入和個體戶的經營收入。其中，勞動收入是最大的一塊。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很多普通百姓也都有直觀感受。在一家制造企業打工的河北農民小張說：“這些年，國家的財政收入高增長，企業利潤也是高增長，就是俺們的工資漲得慢。”
工資上漲趕不上企業利潤的增長，使廣大工薪階層可支配收入減少，隨之帶來消費能力下降。同時，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中低收入人群與有著投資收益的企業家、高管等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負面影響。
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經濟結構轉型和壟斷利潤過高是主因
近年來，我國經濟一直持續較快增長，為什么勞動收入占比卻在下降？仔細分析，這其中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負面因素，對勞動者實際收入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解釋，通常整個經濟分成農業、建筑業、第三產業、工業四個部分，總體的勞動收入占比就是這四個部分勞動收入占比的加權平均。從數據來看，農業中勞動收入占比是最高的，達到85%至90%，其次是建筑業、第三產業和工業。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大量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領域，農業在GDP中占的份額大幅下降，也由此導致了總體的勞動收入占比下降。
“研究表明，勞動收入占比下降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我們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農業占GDP的比重下降，工業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這一因素大約影響了勞動收入占比下降5個百分點。”白重恩強調，對于這一下降不必過于擔心，因為經濟結構轉型對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都是有利的，影響也是正面的。雖然從數據看勞動收入占比下降了，但實際上農民從務農轉為務工的收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這一下降也是階段性的，隨著結構轉型的進一步推進，將來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會大大增加，那時候勞動收入占比又將會不斷上升。
壟斷行業利潤過高，是造成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盡管壟斷行業的職工收入比其他行業的要高，但因為這些行業的超額利潤比社會平均利潤要高得更多，所以勞動收入占比較低。同時，涉足壟斷行業的大都是國有企業。按照有關規定，大部分超額利潤并沒有納入國家的財政收入，而是留在企業部門內部用于經營發展，從而導致收入分配的“天平”更加向企業傾斜。過多的壟斷也阻礙了其他企業的發展，減少了就業，侵蝕了勞動者的購買力，從而實質擠占了整個社會的勞動收入，應引起高度重視。
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
改變當前的分配格局，提高勞動收入占比，應從哪些方面著手？
賈康認為，政府應當加大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個人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政府還應出臺鼓勵政策，創造更多的機會實現充分就業，建立和完善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為職工勞動報酬的穩定增長提供保障。
白重恩認為，從宏觀角度看，大力發展服務業有利于增加勞動收入。當前的稅收體制不利于服務業發展，因為很多服務業要繳營業稅，而營業稅有很多是重復征收的，企業稅負很重。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的稅收是最高的。國家應當出臺扶持政策，減輕服務業稅收負擔，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
從具體層面看，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增加他們的可支配收入，也是一條有效途徑。
目前，各地城鎮職工的社保繳費雖然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有一個大致的比例。比如養老保險，企業要交工資收入的20%，個人交8%；醫療保險是企業交6%，個人交2%。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這三險加起來，平均要交4%左右。把這5項加起來，就占了個人工資收入的40%。所以，勞動者報酬中相當一部分都繳到社保那兒去了，變成了無法支配的收入。
白重恩建議，政府應當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降低企業和職工繳納比例，企業省下來的錢就可用于給職工漲工資，職工省下來的錢就變成了可支配收入。雙管齊下，勞動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會比較明顯。同時，社保繳費降低了，也可以使更多人有能力參加社保，擴大社保覆蓋面。政府對社保增加的這塊投入，應當通過增加國有企業分紅來補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所獲得的高額利潤不應完全歸企業支配，而應當上繳國家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這部分收入可用來作為政府對社保的投入。這樣，既可以有效解決社保資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業投資規模，有利于資本收益與勞動收入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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