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對美國家庭低儲蓄率的觀察
美國家庭儲蓄率變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長期維持在7-10%；二是1997年后，伴隨著“雙赤字”特別是貿易赤字顯著上升，儲蓄率顯著下降。有觀點認為，這是90年代中期后各方對美經濟“過度樂觀”(Euphoria)所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蘇聯和東歐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解體，經濟滑入下行軌道；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歐洲經濟也因勞動力市場僵化等結構性問題表現不佳。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具有最優的經濟體制，似乎無人能敵，唯一能在增長模式上對其形成挑戰的是東亞模式，但1997年后，亞洲經濟也受到重挫。近年來，盡管美國經濟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滅等沖擊，但表現出很強的靈活性和恢復能力，致使市場對其“過度樂觀”。這種觀點顯著影響著美國居民的儲蓄行為。由于此次危機規模空前，預期這種過度樂觀的情緒危機后會出現較大調整。
從儲蓄率波動的時間分布看，美國本輪低儲蓄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而東亞國家儲蓄率提高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儲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兩者并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
六、儲蓄率調整的可能選擇
全球儲蓄率不平衡客觀存在，儲蓄率高低差異的原因多樣，似不能簡單地將儲蓄率高低說成只與匯率有關。希望某些長期特性在短期內改變不切實際，需從更廣泛的宏觀角度，綜合考慮。
首先，解決儲蓄失衡問題，需要綜合藥方。盡管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但當下并非美國提升儲蓄率的最佳時機，還需同時平衡刺激消費和恢復經濟增長。東亞國家降低儲蓄率也需從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價格體系等多方入手。當然，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機應對和調整中，中國通過擴大消費內需豐富經濟增長動力，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純支出型政策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進就業，增加農村地區及弱勢群體收入。
其次，各國和國際組織應加大合作力度，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管。本次危機表明，需進一步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監管，提高國際資本流動透明度。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應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預警體系，防止掠奪性投機沖擊。國際社會應加強合作，完善救援機制。在新興市場出現短暫性國際收支危機時，國際救援措施應迅速，附加條件應適當減少，以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安全感。從國家層面講，會鼓勵這些國家減少外匯儲蓄，擴大內需。
再次，合理引導儲蓄盈余更多地流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新興市場的儲蓄流向發達經濟體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尋求增加儲蓄的愿望。東亞國家儲蓄率調整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顯效，產油國高儲蓄率在油價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將維持較高水平，因此全球儲蓄不平衡在一段時期內仍會存在。為使儲蓄合理流動，提高全球資金配置效率，可以考慮將儲蓄盈余更多引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它們是未來全球經濟的高成長點，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但缺乏發展必需的資金。
最后，應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當前，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計價結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據IMF統計，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匯儲備仍占63.9%。當一些國家儲蓄增加時，如表現為美元外匯儲備，就不可避免地使資金流向美國。雖然美國為克服金融危機短期內仍需資金繼續流入，但長期看，美國要調整經濟增長模式，并不希望資金都流向本國。同時，全球外匯資產過度集中于單一貨幣，容易出現事與愿違的異常現象。因此，除加強監管合作、引導儲蓄資金合理流動外，國際社會還應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經濟金融政策監督，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長期內穩步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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