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即生產能力過剩，指的是實際生產能力小于最佳生產能力而形成的過剩。自從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以后，產能過剩就成為市場經濟的常態。產能過剩是由企業過度競爭造成的，具有周期性特點。產能利用率是考察產能過剩的重要指標。根據美國的經驗，當工業產能利用率超過95%以上時，代表設備使用率接近全部；當產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續下降時，表示設備閑置增多，“產能過剩”出現；工業產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時，為正常的“產能過剩”，低于81%時，為較嚴重的產能過剩。
1、美國和日本應對“產能過剩”的歷史經驗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先后經歷了三次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一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二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三是21世紀初期。在前兩次產能過剩中，1986-1987年和1991-1992年，美國工業產能利用率都曾下降到79%-80%，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汽車、鋼鐵等傳統制造業。為解決工業產能過剩的危機，美國采取了大力發展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業升級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重心向第三產業轉移的速度明顯加快，工業經濟也開始向信息經濟轉型。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工業部門的生產波動對整個經濟穩定性的沖擊減小，而以信息產業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投資增長點和工業生產增長點。在美國21世紀初的產能過剩中，2000-2002年，工業產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這一次過剩的產能不是出現在鋼鐵和汽車，而是集中于電子制造業和信息通信產業。這輪高新技術產業“產能過剩”，最終通過相關企業破產和并購重組等方式得以緩解。
作為制造業大國，“二戰”以后，日本也經歷過多次周期性“產能過剩”。在1945-1985年，日本對產能過剩問題的解決還是比較成功的。日本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一是“二戰”后到20世紀50年代，確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通過出口來消化過剩產能，拉動經濟增長。日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從1946年的10%左右迅速提高到1960年的38.8%。二是20世紀60-70年代，通過啟動內需來消化產能。60年代初，日本提出了明確而具體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引入了“最低工資制”，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等。這項政策引發了日本國內的一場消費革命，過去以出口為主的日本制造企業也開始為國內市場進行生產。消費的啟動，成為消化產能的主要渠道。三是通過大規模海外投資，將國內制造業產能向海外轉移。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響，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加快對亞洲“四小”、東亞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四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再次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日本政府繼續選擇通過擴大出口來消化產能。但由于日本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滯后，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仍然主要集中在汽車、鋼鐵、家電、造船等傳統產業方面，但日本這些產業領域的出口面臨亞洲“四小”和中國的激烈競爭，而無法取勝。其結果是產能過剩壓力長期難以消化，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導致日本陷入長期通貨緊縮。
2、中國“去產能化”的路徑選擇
1994年開始，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深入，中國經濟也開始由計劃經濟下的“短缺”過渡到市場經濟下的“過剩”。目前，我國已出現兩輪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一是1996-1999年，出現產品積壓，工業企業開工嚴重不足。據統計，1996年末全國28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有4成處于閑置狀態。據國家統計局1998年對9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的普查，多數工業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僅有10%。二是2005年至今，新一輪產能過剩問題凸現。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05年底有11個行業產能過剩，其中鋼鐵、電解鋁、汽車等行業問題突出，水泥、電力、煤炭等行業也潛藏著產能過剩問題。
與美國和日本相比，我國的“產能過剩”既存在市場性“過剩”，也存在體制性過剩。除了經濟周期性波動帶來的“產能過剩”外，我國工業產能的過快擴張還與投資體制轉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資沖動、資金和資源價格扭曲等體制性矛盾有關。上一輪“產能過剩”經過了4年的消化期，隨著我國2001年加入WTO和1998年住房改革產生巨大的需求，“產能過剩”問題得到緩解。當前一輪“產能過剩”在2005年就已開始顯現，但由于2005-2007年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濟增長保持強勁，國內房市持續活躍，通過出口需求擴張和國內強勁的房地產投資需求吸納了大量過剩產能，產能過剩問題暫時得到緩和。2004年以前,外需拉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本都在10%以下。而2005-2007年由于外貿順差的急劇上升，外需拉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猛增到24.1%、19.5%和23.7%。房地產投資增速則由2005年的19.8%提升到2007年的30.2%。但2008年以來，美國經濟步入衰退，世界經濟大幅減速，外需突然消失，我國出口出現負增長。與此同時，房價過高對住房消費的抑制作用開始顯現，房地產市場步入調整，成交低迷，房地產投資增速也持續下滑。出口、住房這兩大吸收過剩產能的力量同時減弱，產能過剩矛盾變得尖銳。
當前的產能過剩問題較上一輪更為嚴重。一是當前的產能過剩具有重化工業化特征。在國家發改委確認已經存在產能過剩的11個行業中，除紡織業外，其他均為重化工業行業。而前一輪產能過剩主要集中于輕工業、日用消費品行業。重化工業由于產業鏈條長，調整所需要的時間更長，負面影響也更大。二是當前的產能過剩面臨的需求環境比上一輪要嚴峻。在1996-2000年的產能消化中，世界經濟保持穩定較快增長，外部需求強勁；國內房地產市場剛起步，潛在需求尚未釋放。但目前，全球經濟同步放緩，美日歐紛紛出現歷史罕見的深幅衰退，外部需求疲弱。國內房地產市場經過數年的爆發式增長，居民有支付能力的購房需求已基本釋放。
在應對當前產能過剩問題方面，我國要吸取日本和美國當年的經驗和教訓。我國“產能過剩”問題的解決除了通過企業破產、并購和重組等壓縮生產能力的方式來實現外，還應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刺激國內消費等調整生產能力和擴大需求的方式來實現。一方面，通過積極淘汰落后產能，加強技術創新，大力發展服務業可以提高我國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調節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鼓勵居民消費，可以用消費的增長來填補出口下降帶來的需求空缺。對于通過擴大海外投資來轉移國內產能的方式，筆者認為應持謹慎態度。日本當初選擇海外投資來轉移過剩產能，直接導致日本國內產業“空洞化”，而亞洲“四小”由于承接了日本轉移的生產能力，其出口能力和競爭力顯著上升。日本國內產業“空洞化”加劇了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的矛盾，而亞洲“四小”的出口競爭，使得日本出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以上兩方面問題都不利于日本國內產能過剩問題的解決。與日本相比，我國幅員遼闊，中東西部地區發展水 平差異較大，因此，我國可避免通過海外投資的方式來轉移過剩產能，而通過將東部發達地區產能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實現制造業產能在國內區域間的梯次轉移和調整。作者：李若愚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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