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亞洲金融危機對東亞儲蓄率的影響
GDP中的儲蓄，包括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當總儲蓄大于國內投資、而對外投資又不足時，多余部分就會轉化為外匯儲備。我們看到，儲蓄率與貿易不平衡問題從1997年后逐漸突出。因此分析這個問題需要從亞洲金融危機對相關各國的經濟行為和儲蓄率的變化著手。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包括東亞在內的亞洲各國受到了大幅度沖擊并因此而受到驚嚇。在投機資本沖擊下，各國匯率大幅貶值、資本急速外流、外匯儲備幾乎消耗殆盡，這給東亞各國宏觀管理留下了很大陰影。此后數年，各國紛紛努力擴大出口，積累貿易盈余，儲備外匯資金。可以說，東亞各國儲蓄率高、近年來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也是亞洲金融危機負面沖擊中所學到的經驗教訓和自然反應。
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和外匯儲備，也是對掠奪性投機的被動防范。危機前后，短期資本先是大量涌入后又出現急劇逆轉，對沖基金肆意投機，這些行為使東亞各國經濟雪上加霜。東亞地區人民受到驚嚇，并對這類投機行為充滿痛恨。馬來西亞在危機之初，出口萎縮、股市急劇下跌、匯率大幅貶值。當局頂住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批評，被迫實行一些臨時性資本管制，維護了幣值穩定。中國香港也遭受對沖基金沖擊，股市價格大幅下降、匯率制度經受沖擊。
危機過后，東亞國家不乏認為缺乏管制的掠奪性投機是導致危機重要原因的看法，表明國際金融體系存在重大危機隱患，希望國際社會能對其加以必要的監管。但部分國家出于種種考慮不主張對掠奪性投機資金加以監管，也不認為需要對有關監管政策框架進行調整。同時，有關國際組織也未能承擔關于資本異常流動的相關監管責任，這一系列情況迫使東亞各國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保。
從一定意義上講，東亞國家儲蓄率和經常賬戶順差的提高也是國際組織救助方案的自然結果。在幫助東亞國家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國際組織的救助方案對本應加強管理的國際投機資本流動不置可否，對救助附加過多嚴格的條件，要求東亞國家加大緊縮力度：實施財政和貨幣緊縮、提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外匯儲備。十多年來，東亞國家吸取教訓，增加了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提高了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當然，東亞國家自身也存在問題。東亞各國在經濟發展模式、外債管理等方面還存在薄弱之處，相關制度建設也不完善。危機之后，各國努力采取措施對企業部門和銀行機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結構改革。
同時，不少亞洲國家不斷加大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教育、衛生等制度。但是，這些都不是在很短的時間能夠完全見效的。
三、中國能否有效地調整儲蓄率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有西方學者曾建議中國人民幣貶值，但也有一些學者主張為避免出現競爭性貶值，希望中國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沒有采取人民幣貶值的政策，這也付出了一定代價。此后，中國經濟的恢復較慢。中國當局克服困難、堅持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努力，為阻止當時金融危機蔓延是有貢獻的。
危機以后，隨著市場化改革深入推進，中國加大了企業和政府部門改革的力度。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效益改善，政府財政狀況良好，居民收入穩步增長。2002年后，儲蓄率開始顯著上升。
中國政府降低儲蓄率的意圖是明確的，但采取怎樣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2005年以來，中國已將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作為基本的國家政策，這些政策的綜合結果也必然要降低儲蓄率。但對于哪些因素影響著儲蓄率、這些因素的彈性如何、須采取哪些措施進行調整等問題，仍需要深入、系統地研究。
2002年以后，中國儲蓄快速增長的主要特點是，居民儲蓄平穩增長，企業儲蓄上升明顯。1998年前后，中國的儲蓄率大約37.5%左右，到2007年，上升為49.9%。1997年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13%，到2007年，這一比例上升到22.5%。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僅上升了2個百分點。
從企業儲蓄占GDP的比重看，在全球范圍內已處于高水平。這一現象與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未能充分解決企業成本/利潤扭曲問題有關。在計劃經濟時期，工人的住房、醫療、養老等成本都由企業和政府承擔，工人的住房、醫療、養老等長期性支出不需從工資中支出，居民的儲蓄動機并不強。那時的儲蓄還被稱之為“強制性儲蓄”，即排隊太長買不到東西。但到90年代以后，中國實施了養老、住房、醫療體制等改革，改變了原有的“鐵飯碗”制度，企業不再直接負擔工人的養老、住房等支出。但由于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未有效建立，這一方面迫使居民要更多地承擔各類長期性支出，導致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顯著增強；另一方面，勞工工資成本的真實化進程是漸進的，企業儲蓄上升，也并未相應地承擔社會保障體系的責任，事實上企業并未將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潤轉移為工人的養老、醫療和保險等，這使企業儲蓄顯著上升。綜合以上兩方面因素看，居民和企業儲蓄率同時上升。這也是有人建議中國將上市公司部分國有股權劃撥給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國雖然陸續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領域的改革尚不夠到位。有經濟學家認為，目前民營、私營企業已經市場化了，成本也已經真實化了。但政府機構體系沒有納入社會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雖取得較大進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確定，貨幣化程度不夠，也會影響儲蓄率的調整。當前應當加快政府部門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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